古代将军或将领一旦起兵造反,其麾下士卒往往随之而动,并非出于忠义,实乃时势、生计与威权三者交织之果。

自古兴亡,皆系于民心。《易》曰: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殃。”王朝末世,苛政如虎,赋役繁重,官吏贪墨,百姓“苦秦久矣”“苦隋久矣”,此非虚言。东汉末年,群雄并起,皆以“汉室气数已尽”为辞,实则民不堪命,揭竿而起者,不过求一活路耳。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,李自成以“均田免赋”为号,虽名目各异,其本皆在纾民之困。故将士从之,非慕其志,实因朝廷已失天命,人心思变。
古人云: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陈胜吴广起于大泽乡,尚假借扶苏、项燕之名;项羽虽力能扛鼎,仍立楚怀王以正其位。盖因兵者,国之大事,非有德望者不足以聚众。若主将素有威名,或出身贵胄,或战功赫赫,则士卒心服,甘效死力。譬如张三丰真人曾言:“道在器先,名在实先。”虽修道之人不涉兵戈,然其理相通——无名之师,难成大事。
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市井纷争,叹曰:“世人争名逐利,如蚁附膻,不知祸福相倚。”此语亦可喻兵卒之从叛:非知大义,但随势耳。若主帅得人望,粮饷足,法令严明,则士卒虽知其反,亦愿随行,盖因乱世之中,依附强者,方得苟全性命。
然须警醒者,士卒之从,未必出于自愿。古来造反,多有裹挟。军令如山,退则斩首,进或可生。秦时嫪毐作乱,事发后,始皇仅诛首恶,赦其部卒,盖知彼等非心向逆,实为胁从。故所谓“百万之众”,其中真愿反者,十不存一;余者,或为饥寒所迫,或为刀剑所驱,身不由己耳。
然亦有例外。明宣宗时,汉王朱高煦谋反,虽联络都指挥靳荣,欲借英国公张辅为内应,然未及举兵,部下已缚其献阙下。何也?盖因人心未离,士卒不附,虽有异志,终成笑柄。此正合《资治通鉴》所言:“得众者昌,失众者亡。”
道家有言:“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。”暴起之兵,若无道义根基、民生依托,纵一时声势浩大,终如朝露见日,转瞬即消。安史之乱虽席卷半壁江山,终归败亡;黄巢入长安称帝,不过数载,亦灰飞烟灭。唯顺天应人,体恤黎庶,方能久长。
故曰:士卒从反,非忠于主,实困于时;非信其道,实求其生。治国者若能察此,则当修德政、省刑罚、轻徭役,使民有恒产,士有恒心,纵有枭雄起于草莽,亦无从煽惑人心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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