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友谅虽拥兵六十万、战舰千艘,却终败于朱元璋之手,其根本不在兵力多寡,而在德行与谋略之失。

元末天下大乱,旱魃肆虐于北,洪潦泛滥于南,民不聊生,仓廪空虚。元廷非但不赈灾济民,反加赋敛,遂致群雄并起。陈友谅出身地主之家,较之赤贫如洗的朱元璋,可谓优渥。他初以家粮招纳流民,聚众成军,一时声势浩大。然其性多猜忌,妒贤嫉能,凡有才略者,或遭贬抑,或被疏远。部将离心,士卒无附,虽拥强兵,实如朽木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道在人心,不在甲兵。”陈友谅恃力而忘德,恰如项羽之刚愎自用。反观朱元璋,幼失怙恃,托钵为僧,历经饥寒困顿,深知民间疾苦。故其待士以诚,用人以信,文有刘基、李善长之谋,武有徐达、常遇春之勇,上下同心,如臂使指。
至正二十三年,鄱阳湖大战前夕,小明王韩林儿被困安丰,急遣使求援于朱元璋。元璋不顾后防空虚,亲率主力驰援,此诚险着。若陈友谅乘虚直捣应天,胜负未可知也。然友谅竟舍此良机,转攻南昌,顿兵坚城之下,贻误战机。
更可叹者,战中俘获朱元璋部卒,本可收为己用,或释以示宽仁,却下令尽戮之。此举非但失道寡助,更激敌士气。朱元璋闻之,抚棺誓师,将士皆怀复仇之志,奋勇争先。而陈军闻主帅残暴,人心惶惶,未战先怯。
《道德经》有云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,恬淡为上。”张三丰亦尝告弟子:“胜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。”陈友谅逞一时之快,杀降以立威,实乃自毁根基。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,宽厚待降,故能化敌为友,愈战愈强。
鄱阳湖上,火船突袭,风助火势,陈氏巨舰连环焚毁。非天意弄人,实人事之失也。昔日曹操赤壁之败,亦因骄矜轻敌;今陈友谅重蹈覆辙,岂非历史之镜?苏子瞻《赤壁赋》云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……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。”然兵戈之事,岂可寄望于天时?唯修德积仁,方得人心归附。
故曰:兵多不足恃,舰巨不足凭。陈友谅之败,非败于朱元璋之强,而败于己之失道寡助。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,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——此千古不易之理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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