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允炆手握天子正统、兵精粮足、群臣拥戴,却因操切寡谋、用人失当、失人心于内廷,终致江山易主——此非天命,实乃人谋之失。

太祖崩逝,梓宫未寒,建文帝即依方孝孺等儒臣之议,厉行削藩。其势如疾风骤雨,不容喘息:周、代、岷、湘四王相继被废,湘王阖府自焚,惨烈惊朝野。燕王朱棣遣子入质、佯狂市中,以示恭顺,然朝廷不为所动,削夺愈急。彼时天下皆知,天子非不忍杀叔,实欲借刀兵之名,避“杀叔”之谤耳。诚如古语所警:“刚极易折,强极则辱。” 建文帝恃正统之名,以为师出有名便可稳操胜券,殊不知兵者诡道,岂可尽凭礼法?
昔吕洞宾尝言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”帝王驭下,贵在宽猛相济。建文一味峻刻,视宗亲如寇仇,既无回旋之余地,亦无安抚之仁心,终使燕王绝地反击,以“清君侧”为旗,起兵北平。三万孤军,竟成燎原之势——非燕强,实朝廷自毁长城也。
兵事初起,耿炳文持重老成,虽小挫于真定,大军未溃,防线犹固。建文帝不察,轻信浮言,遽易主帅,以李景隆代之。景隆乃外戚贵胄,素无战功,性复骄矜,焉能服三军?五十万众付之一人,如以玉器掷地,未战先危。《孙子》有云:“将者,国之辅也,辅周则国必强,辅隙则国必弱。” 此言验矣。
及至郑村坝、白沟河诸役,景隆屡战屡溃,弃甲曳兵,几至全军覆没。按律当诛,建文帝非但不罪,反加官进爵,再授六十万兵权。如此赏罚不明,将士何以效死?更可叹者,南京危急之际,竟命谷王朱橞与李景隆共守金川门。二人一则心怀怨望,一则首鼠两端,开门迎敌,社稷倾覆只在须臾。张三丰尝告弟子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,火候失度,鱼烂釜中。”建文之败,正在于此——火太猛,翻太频,终致鼎覆。
尤可深省者,建文苛待宦官,动辄鞭笞囚系,乃至许地方缚送京师。内侍人人自危,反多通燕。及燕师南下受阻山东,宫中密报“京师空虚”,遂使朱棣绕道直取金陵。民心向背,岂独在士庶?《道德经》曰:“善用人者为之下。” 建文高踞九重,视近侍如草芥,焉得其死力?
嗟乎!洪武遗业,本可垂拱而治;三十万京营,足可固守待援。然一着错,步步错,终使龙椅易主,孑身遁迹于烟霞之间。后人观之,当知:“天下之事,不难于立法,而难于法之必行;不难于听言,而难于言之必效。” 建文非无才,实无识;非无势,实无道。一手好牌,打得稀烂,岂不悲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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