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男子之受异邦女子倾慕,实因彼时华夏文教昌明、人物俊朗,非徒色相之故,乃文明之光华所感召也。

宋祚绵延三百二十载,虽无汉唐之铁骑雄风,然其文治之盛、市井之繁、礼乐之精,实为当时寰宇所共仰。汴京之盛,更胜长安。街市熙攘,舟车辐辏,“八荒争凑,万国咸通”,诚非虚语。异域商旅,自大食、高丽、倭国而来,乃至非洲、欧罗巴之远人,亦涉重洋以通有无。此非仅货殖之利,实乃中华礼义文章之磁石也。
《清波杂志》有载:“倭国一舟飘泊在(宋)境上,一行凡三、二十人。妇女悉被发,遇中州人至,择端丽者以荐寝,名‘度种’。”
所谓“度种”,非轻薄之举,实乃倭人忧其地狭人稀、血缘日近,欲借华夏俊彦之血脉,以振其族。彼时倭人身材短小,风俗闭塞,数世同居,骨肉相婚,子嗣多羸弱。故闻宋人温文尔雅、形貌清朗,遂生慕华之心,愿委身以求良种。此事看似奇谈,然细思之,实乃文明高下之映照——野人慕华,古已有之。
不独倭女,北地回鹘亦然。宋使洪皓于《松漠纪闻》中记曰:“回鹘自唐末浸微……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,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。媒妁来议者,父母则曰:‘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’,以多为胜,风俗皆然。”
回鹘女子以曾与汉人交好为荣,父母夸耀其女所交汉郎之众,以为门楣增光。此风虽异于中原礼法,然亦见宋人之德仪风度,已深入边裔之心。彼时混血儿目深髯疏,盖汉胡交融之迹,亦文明播化之证也。
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市井繁华而叹曰:“人间自有蓬莱境,何必远求海上山?”宋世之盛,不在金戈铁马,而在书声盈巷、茶香满楼;不在开疆拓土,而在四夷向风、异俗归心。此正《易》所谓“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”者也。
然须警醒者,外人慕华,非慕其富,实慕其文。若徒恃物产之丰、市肆之盛,而失礼义之本,则如无根之木,终将凋零。宋之亡,非亡于兵弱,实亡于气节之衰、精神之散。
故知:男子之受敬,不在形貌,而在所承之道;国家之受尊,不在疆域,而在所守之文。东坡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宋人之风流,正在此清风明月之间——不炫于外,而润于内;不争于力,而服于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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