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将刘邦写的那么不堪,后世皇帝为什么一点意见都没有

司马迁虽将刘邦写得颇为不堪，后世皇帝却无异议，盖因其笔下暗藏“君权神授”之深意，非但未损汉室正统，反为天命所归张本。

史笔如刀，何以不触龙颜？

《史记》中所载高祖刘邦，确非儒者理想之圣君。其行止之间，颇有市井之气：于吕公宴上诈称“贺万钱”，实则空手赴席；押送徒役途中，因惧罪而纵囚亡匿；入咸阳、破彭城，辄先入后宫，耽于声色；逃难之际，屡弃子女于车下；父陷敌手，竟言“分我一杯羹”；待功臣如韩信，夺印复予，反复无常；及至天下既定，又大肆诛戮异姓王，专权独断。

此等行径，若依儒家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之尺度衡量，几近无德可言。

然则，后世汉帝乃至历代君主，竟未禁毁《史记》，反奉为信史。何也？

或曰：史官秉笔直书，自古有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”之风骨，君王亦不敢轻犯。然此说虽近理，尚非究竟。司马迁曾受腐刑，本为罪臣，若朝廷欲毁其书，尽可指其“挟怨诬上”，何难之有？然终无此举，足见另有深意。

白蛇一斩，天命已定

司马迁之妙，在于以凡人之形，载天命之实。他虽细述刘邦诸般瑕疵，却独为其敷设“神迹”——斩白蛇起义。

彼时秦末群雄并起，陈胜吴广假托鱼腹丹书、篝火狐鸣，司马迁直言其“诈为神语，以威众耳”；项羽力能扛鼎，气盖一世，亦未得半句天授之辞；至于韩信、英布之流，更无丝毫祥瑞附会。唯刘邦，夜行泽中，遇大蛇当道，拔剑斩之，老妪哭曰：“吾子，白帝子也，今为赤帝子所杀。”此事载于《高祖本纪》，非但不斥为虚妄，反以郑重笔法录之。

此即“君权神授”之枢机所在。司马迁之意甚明：纵使刘邦粗鄙无文、寡恩少义，然天命所归，非人力可逆。正如《易》所云：“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”

道家典籍亦常言天命不可违。昔吕洞宾初学剑术，欲斩妖除魔，其师钟离权告之：“汝剑可斩人，不能斩命。”张三丰亦云：“顺则凡，逆则仙，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世间成败，岂尽由德行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外，尚有一“数”字，非智虑所能穷。

故司马迁之笔，看似贬抑，实则尊崇。他以凡人之过，衬天命之奇；以市井之态，显真龙之姿。后世帝王读之，非但不怒，反觉其书为自家江山添一重神圣光环——非因德高望重而得天下，乃因天命所钟而承大统。

是以《史记》得以流传，非因帝王宽仁，实因史家深谙“神道设教”之微旨。正如杜牧咏史诗所叹：“胜负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然刘邦之胜，不在“才俊”，而在“天意”。司马迁早已点破，后人何必再争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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