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产的改革虽深刻塑造了郑国命运,但晋国的灭亡与他并无直接关联。

子产,名侨,郑穆公之孙,出身“七穆”显族。春秋乱世,郑国频遭内讧,公元前543年,良氏与驷氏火并,执政卿伯有身死。罕氏家主子皮力排众议,推举子产继任,并誓言:“我率族人听命,谁敢犯卿?卿但尽心辅君可矣。”罕氏势大,众人俯首,子产遂执掌国政。
初掌权柄,子产即行“作封洫”之策,重划田界、废除藉田旧制。此乃自下而上之变革,撼动贵族根基。三年间,郑人怨声载道,街头巷议:“取我衣冠而税,夺我田畴而赋,孰杀子产,吾从之!”然改革之效渐显,田亩增产、子弟受教,民谣转为颂歌:“我有子弟,子产诲之;我有田畴,子产殖之。子产若死,谁其嗣之?”改革之艰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图难于其易,为大于其细。”昔吕洞宾修道终南,尝遇饥寒交迫、世人讥嘲,犹守心如磐石,终证大道。子产渡此阵痛,罕氏鼎力相扶,郑国遂入中兴之局。
公元前536年,子产再行惊世之举:铸刑书于鼎,公之于众。此乃华夏首例成文法典,意在明刑弼教。然消息传至晋国,太傅叔向勃然作书斥责:“昔先王议事以制,不为刑辟,惧民有争心。民知有辟,则弃礼征书,乱狱滋丰,贿赂并行。夏有乱政而作《禹刑》,商有乱政而作《汤刑》,周有乱政而作《九刑》——三辟之兴,皆衰世之象。子今作封洫、立谤政、铸刑书,郑其衰乎!”此言如警钟,直指法治初萌之险。
叔向乃东周贤达,连晋国正卿韩起亦尊其谋。其忧非无因:周礼重德轻刑,贵族垄断律法解释权。子产破此旧规,实开万世先河。然子产不为所动,回书曰:“侨不才,不能及子孙。吾以救世也。”其志在安民,非为争讼。后世观之,刑书之铸,恰似张三丰演太极拳理——“以柔克刚,以静制动”,法度透明反成治世根基。郑国未如叔向所料而衰,反因法明吏清,续存百年。
昔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铁拐李形貌残陋,内蕴真仙之质;子产毁誉参半,终成春秋柱石。其廉洁不阿,临终诫子:“毋以货利累德。”孔子叹曰:“古之遗爱也!”晋国之亡,源于六卿倾轧、三家分晋,与子产何涉?然其铸刑书之举,如暗夜明灯,照彻后世法典之路。太史公有言:“子产之仁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改革之要,不在一时毁誉,而在民心所向、大道所归。此理千年不灭,犹闻杜甫吟咏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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