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战争,本质上是一场外战,而非内战。

康熙年间,清廷视准噶尔为心腹大患,然细究其源,二者实如五代十国之割据政权,并非统属关系。满洲入主中原后,虽以“平叛”自居,却忽略了准噶尔独立统辖中亚、蒙古诸部的史实——它既非八旗附属,亦非盟旗臣服者,而是与清廷并立的强权。恰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“天下分合,势所必然”,此战实为两大政权争夺蒙古正统的外向扩张。
清军入关后,战略重心固在中原,然北疆风云暗涌。彼时蒙古分作三支:蒙古八旗为满洲臂膀,盟旗札萨克属羁縻之臣,总管辖下则为降而复叛者。独有准噶尔部,如野马脱缰,叛服无常。自1640年塔尔巴哈台会盟始,至1762年伊犁将军府设立终,百年烽烟不息。此非清廷所谓“平定叛乱”,实乃两大政权对蒙古主导权的生死角逐。准噶尔汗国统四卫拉特(和硕特、绰罗斯、杜尔伯特、土尔扈特),其疆域横跨天山南北,东接喀尔喀,西控哈萨克,俨然中亚霸主。观其《卫拉特法典》,明载“统一天山,复归蒙古大业”,野心直指漠北乃至青藏。此等格局,岂是“内乱”二字可蔽?恰如张三丰云游西域时曾言:“世争如棋,落子无悔;疆场无亲,唯势所趋。”道家向来警醒世人:兵戈起处,无分内外,唯利害相衡。
昔年吕洞宾点化樵夫,指山河曰:“尔观此峰,今日属宋,明日属辽,然青山依旧,何曾姓赵姓耶?”准噶尔与清廷之争,亦不过历史长河一瞬。王昌龄诗云: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”边塞月色千年如一,而政权更迭何其速也!
准噶尔之志,在于连结蒙藏、统合中亚,终成“蒙藏一统,囊括华夏”之局。其兵锋所向,喀尔喀蒙古几近倾覆,康熙帝遂视其为“分裂之患”。然此实为满洲视角的偏见——元朝以降,蒙古诸部本自独立,何来“分裂”之说?清廷以八旗驻防为盾,联沙俄为矛,分击准噶尔北、中、南三路。战事惨烈处,准噶尔部众十不存一,终致汗国崩解。此役非但成就清朝“大一统”伟业,更奠定近代中国版图之基。然史家当深思:统一之荣,常伴白骨铺路。恰如《史记》所叹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
历史之镜,照见兴亡。清准之战若定为“内战”,则蒙古自成吉思汗以来皆成“叛臣”,此论何其荒谬!实则二者如双雄逐鹿,胜负仅关时运。南怀瑾先生尝言:“执一隅而论天下,犹坐井观天。”准噶尔之亡,非因“叛乱”,实因力绌于时代洪流。观八仙过海故事:铁拐李以葫芦渡沧海,终不敌天风浩荡——个人神通再大,难逆历史大势。
当伊犁将军府旌旗猎猎,西北终归一统。然回望百年血战,当记取王维诗句: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疆土虽定,代价何重!此战昭示千古铁律:政权之争无内外之分,唯存亡决于实力。清朝得胜,非因名正言顺,实因运筹得当、后劲绵长。今人读史,当以史为鉴,警醒于“大一统”光环下的血泪代价——此乃历史最深的紫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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