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禁是个怎么样的将领襄樊之战于禁为什么投降

威严毅重的名将

于禁是东汉末年曹魏集团中威严毅重的名将，并非贪生怕死之徒，襄樊之战中因洪水围困而投降关羽，实为天灾人祸所迫，非其本意。

于禁早年与同乡鲍信征讨黄巾，后经王朗举荐入曹营，成为“五子良将”之一。他追随曹操崛起于乱世，从征陶谦、灭吕布、定黄巾到败张绣、胜袁绍，皆有赫赫战功。最显其将才者，莫过于张绣复叛一役。当时曹军溃败如潮，《三国志·于禁传》载：“绣复叛，太祖与战不利，军败，还舞阴。是时军乱，各间行求太祖，禁独勒所将数百人，且战且引，虽有死伤不相离。” 于禁非但未乱阵脚，反整军肃纪，处置劫掠的青州兵，更在谗言四起时先固后防，待大局已定方从容陈情。曹操深为嘉许，重赏其“持军严整，得贼财物，无所私入”。此等公忠体国，恰似道家所言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——于禁如静水深流，以稳重持守立身，故得曹操信赖。昔年吕洞宾点化渔夫，曾叹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，于禁之忠，亦在浊世中守其清节，岂是庸常之辈可比？

真正名将之器，不在逞一时之勇，而在临危不乱、顾全大局。于禁于张绣之变中显此气象，曹操视其为股肱，正因深知其心可托付生死。 官渡之战前，袁绍遣偏师南下，于禁自请率两千步卒守延津，孤军扼险而“绍不能拔”。此役足证其非畏死者——若贪生怯战，何敢以寡敌众？《三国志》明载：“禁与张辽、乐进、张郃、徐晃俱为名将，太祖每征伐，咸递行为军锋，还为后拒。” 然其用兵偏于正道，少出奇谋，故在曹操一统北方后，战绩渐显平淡。南怀瑾先生尝言：“刚强易折，柔韧长存。” 于禁之长在稳如磐石，短在变通不足，终成其命门。

襄樊之殇与天命难违

建安二十四年，襄樊之战爆发，此役关乎曹魏存亡。关羽水淹七军，庞德力战而死，于禁却束手归降。曹操闻讯哀叹：“吾知禁三十年，何意临危处难，反不如庞德邪！” 世人多讥其晚节不保，然细察情势，实非战之罪。彼时汉水暴涨，平地数丈，于禁所部尽陷泽国，粮尽援绝。《三国志》虽未详述降因，然观其一生行迹，岂是屈膝求生之徒？昔张三丰云游武当，曾对弟子言：“风浪骤起时，舟子纵有千钧力，难敌天地威。” 于禁困于洪流，恰似孤舟覆浪，纵有战死之志，亦失挥戈之地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想起杜甫诗句：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” 洪水滔天，英雄末路，岂人力所能逆？

于禁之失，警醒后世：兵家胜负，半由人事，半系天时。若执一己之勇而忽自然之威，终致身名俱裂。 其非贪生怕死者，早年已证；其终陷降虏者，实因洪水绝其退路，更兼关羽围而不攻，欲困毙之。昔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而于禁独缺“踏浪而行”的机缘。南怀瑾论《易经》云：“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。” 于禁威震中原三十年，至襄樊而骤衰，恰似月满则亏，盛极必反。非其心志不坚，实乃天时不利、地利尽失，纵吕洞宾亲至，亦难挽狂澜于既倒。

人生如棋，落子难悔。于禁一生忠勇，晚节小亏，反衬出乱世中个体之渺小——纵是盖世名将，亦难逃时势碾压。后人观此，当知进退存亡之道，不在逞强斗狠，而在审时度势。 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每叙英雄末路，必含深悲。于禁归魏后郁郁而终，其悲其憾，岂止一“降”字可蔽？唯留警世一语：天行有常，兵事无常，守正者可立身，知变者方久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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