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非要杀李秀成,实则是权位、自保与功业纠葛下的必然抉择。

太平天国晚期,李秀成已成擎天之柱。若以道家“无为”观之,此人如龙困浅滩,却仍有翻云覆雨之力。曾国藩初时确想过以李秀成影响招降太平军,此乃“以柔克刚”之术。然《道德经》有云:“将欲废之,必固兴之;将欲取之,必固予之。”招降之念一起,忌惮之心亦生——李秀成在太平军中威望素著,若留之,是养虎为患;杀之,则绝后患。此中权衡,恰似张三丰创太极拳,看似以柔克刚,实则暗藏机巧,一招不慎,满盘皆输。
李秀成被俘后,曾向曾国藩言及“民族大义”,劝其“自立为王”。此言如投石入水,在曾国藩心中激起千层浪。彼时湘军虽强,却终究是清廷“借师助剿”的特例。清廷对汉人督向存猜忌,曾国藩岂不知?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载:“狡兔死,走狗烹;高鸟尽,良弓藏。”若此时起兵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家族百口、数万湘军将士的生死,皆系于一念之间。李秀成此番言语,看似“点化”,实则是将曾国藩推向悬崖的推手。曾国藩若应,便是叛臣;若不应,李秀成必成心腹大患。此等局面,恰如吕洞宾点化黄粱,梦醒后,方知现实比梦境更残酷。
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及太平天国“金银珠宝”下落,直言“夺走者,乃国藩之弟”。此言一出,曾国藩如芒在背。湘军攻破天京,掠财之事本为军中潜规则,却从未上报朝廷。若此手稿入呈龙案,清廷必然追责——欺君之罪,何罪之有?曾国藩一生以“忠厚”自诩,实则步步为营,岂容此事毁其半生功业?《资治通鉴》有训: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李秀成此笔,看似坦白,实则是以性命为注,赌曾国藩不敢留他。曾国藩亦非等闲之辈,岂会不知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”?杀李秀成,既是灭口,亦是自保。
再者,谎报军功一事,早已是心照不宣的秘密。李秀成乃太平天国“后期支柱”,若生擒献俘,清廷必有封赏,却也必有追问——天京失守时,太平军主力何在?幼天王何在?这些问题,湘军未必能答得圆满。杀李秀成,可一了百了,将“谎报”化为“战功”,既向朝廷表忠,又能掩盖诸多破绽。此等权衡,恰如苏轼所言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曾国藩身处局中,早已被功业、权位、家族裹挟,容不得半分“无为”之心。
李秀成之死,非一人之过,而是时代洪流下的小人物悲剧。他如《赤壁赋》中“寄蜉蝣于天地”,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手掌。曾国藩杀他,是权谋,也是无奈;是自保,也是必然。正如张三丰所言:“顺其自然,无为而治。”然在乱世之中,谁又能真正“无为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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