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明覆灭,非独人事,气候之变实为关键:东晋、南宋因气候适宜而存续百年,南明则逢小冰河期旱灾,经济崩溃,终致亡国。

东晋立国之初,气候寒凉,胡骑南下,中原板荡。然至东晋中期,气候转暖,长江流域“双季稻”遍植,民殷国富。《吴都赋》有云:“国税再熟之稻,乡贡八蚕之绵。”此非天赐,实因气候之和。昔吕洞宾游历江南,见稻浪翻金,叹曰:“天时和顺,国运方兴。”经济之盛,遂成东晋之基。北魏统一北方,东晋偏安百年,非独门阀之力,气候之利也。
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——南宋承继此利,气候转暖,长江流域农业空前繁荣。《宋史》载:“东南之利,舶居其一。”海上丝路兴盛,陶瓷丝绸远销海外,人口激增至1207年8060万。印书、指南针、火药之用,皆人谋之功,然天时亦不可缺。张三丰曾言:“天道无常,人事当察。气候一变,国运随之。”
至南明,天时已不济。南京大学气象系考,明末1544-1622年气候渐干,1638-1643年连旱七载,为近两千年最甚。《河北省志》载崇祯年间河北旱灾频仍,海河流域干旱七载。南明立国,长江以南亦陷小冰河期,旱魃为虐。《明史》云:“崇祯十七年,旱蝗大作,人相食。”经济凋敝,民不聊生。
气候非决定性,然为关键变量。经济基础崩坏,政治上层建筑自难支撑。东晋、南宋得气候之利,经济繁荣而存续百年;南明失其时,经济凋敝,人和亦难存矣。昔人观史,有云: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。”南明既失天时,复失地利,人和终成泡影。
气候变迁与经济基础互为表里,东晋、南宋得其利而存续百年,南明失其时而覆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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