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官员不愿入京为官,实因京官俸禄微薄,人情往来耗资巨大,而地方官养廉银丰厚,生活宽裕。

顺治年间,朝廷定官员俸禄,一品年俸仅180两,二品155两,微薄如纸,难抵日常开销。此等低薪,迫使官员不得不贪腐以求生计。雍正年间,为整肃吏治,朝廷始行养廉银制度,地方官得厚饷,如总督养廉银可达上万两,远超原俸。然京官仅户部及部院堂官可领养廉,其余者仅得双倍俸禄,且候补官、买官者皆受限制。
京官居京师,人情如织。三节两寿(元旦、端午、中秋、生日)、同僚往来、上司应酬,皆需银钱。长安居,大不易,京官常需借贷度日。昔者吕洞宾游历人间,见一京官愁眉不展,叹曰:“世人皆为五斗米折腰,岂知清贫亦可乐道?”此语道尽京官之苦。
道家有云: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。”官员若贪求无厌,终陷泥淖;若安于本分,或可保身。张三丰在武当山讲道,常言:“官场如棋,落子无悔,当以清廉为本。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”
地方官之优,显而易见。养廉银丰厚,足以应对地方事务。乾隆南巡时,遇罗源浩处置得体,欲召入京,罗源浩不情愿,乾隆遂许其留任。此非特例,乃时风使然。地方总督、巡抚,常助下属留任,免调中枢。山高皇帝远,地方官更易施展抱负,不必如京官般处处受制。
京官之困,如履薄冰;地方之优,似沐春风。官员趋利避害,实乃人之常情。若朝廷不思改善京官生计,官场之弊,恐难根除。
简言之,官场之道,重在实利。京官俸禄不足,人情难支;地方官养廉银厚,生活无忧。此乃清朝官场之常态,亦为历代治吏之鉴。昔人有诗云:“俸薄难支日用,养廉银厚家安。”虽非古诗,然道尽此中玄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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