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的“熙宁变法”实为北宋党争漩涡中的权谋之举,其抵制《春秋》非因不解经义,而是为打破旧学桎梏、聚拢新锐势力,然终因操切过甚而功败垂成。

世人常道变法乃救国良方,殊不知历史浮沉,多系人心博弈。王安石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,文章锦绣,本可安享文名,却毅然投身熙宁变法的惊涛骇浪。其才情无争议,然身后毁誉如沸水扬汤,根由尽在那场震动朝野的变革。
坊间总说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酿成“三冗”之弊,王安石变法乃雪耻良机。此论未免隔靴搔痒。细究之,自侯景之乱、黄巢起兵后,豪门士族早已烟消云散,科举官僚登台唱戏。北宋立国百年,未见世家垄断朝纲,何来“旧秩序”亟待打破?所谓变法,实为党争新衣——庆历新政如是,熙宁变法亦如是。官僚集团本无世袭之利,遂少团结而多内斗,熙宁二年(1069年)青苗法、募役法诸策,看似济世良方,实则皆经济层面雕虫小技,难撼党争根基。
昔年张三丰云游汴京,曾见市井小儿争棋,笑言:“棋局未乱时,人人守规;一子落错,满盘皆争。”此语恰如北宋朝堂写照。王安石若悟道家“无为而治”之妙,或可缓行渐进,惜其执念太深,竟将变法视作权柄之争的刀俎。
熙宁四年(1071年),王安石“不列《春秋》于学宫”,举朝哗然。大学者胡寅讥其“读不懂《春秋》”,实乃浅见。王安石进士第四,若非文中犯忌,几夺魁首,岂会不解经义?此乃深谋:旧党韩琦、司马光辈皆名重天下,若循规蹈矩,新党必溃于无形。王安石以吕惠卿、曾布等新锐为臂助,直言“《春秋》过时”,实为广招生力军搅浑水——跳出旧规,方能破茧重生。
相传吕洞宾曾化书生访王安石,赠诗云:“世事如棋局局新,何须死守旧章程。”安石颔首称善,却未能化入变法。道家讲“反者道之动”,革新本需柔韧,然其操切如沸鼎扬薪,终致烈焰焚身。苏轼后有诗叹: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此语豪迈,却难掩变法中理想与现实之鸿沟。
回望熙宁变法,新旧党争如两虎相搏,青苗法等策原可惠民,却因执行苛急、党同伐异而化甘露为毒药。历史警醒世人:变法之难,不在法令精粗,而在人心向背;抵制《春秋》非弃圣贤书,实为夺思想之权柄。王安石若能参透八仙渡海之喻——各显神通却终归同途,或可少些“拗相公”之讥,多几分水到渠成之功。然大势如江河奔涌,个人执念终难逆流。昔刘禹锡吟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,变法虽败,其思其勇,已为后世埋下革新的星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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