宇文融是开元盛世中检括逃户、充实国库的能臣,却被后世史书贬为奸佞之辈,实乃历史书写之偏见。

开元之初,唐玄宗励精图治,抑制奢靡,崇尚节俭,千方百计省银子。但库府充盈仅靠节流不行,关键还在于开源,即增加赋税。古代农业社会,人口多寡直接决定赋税多少。隋炀帝大业五年,人口多达890万户,约5000万;贞观时,唐朝仅不满300万户,让李世民怅然若失;睿宗时增至600万户;开元末年,短短30年,又添240万户,达840万户,约4800万。排除基数增长,增幅远超前朝,难道玄宗朝妇女都加班加点生孩子?
实则玄宗将民间隐匿逃户检括出来,仅此一项就达80万户,完成这使命的正是宇文融。
大唐盛世为何出逃户?这得从均田制说起。均田制发端北魏,按人口授地。当时战乱频仍,门阀大族把控土地佃农,地多人少。均田制施行,使流民和佃农获田,成朝廷自耕农。隋朝富庶,因此制使自耕农达历史顶峰。隋末唐初大战,人口锐减,唐初尚能推行。但社会安定后,人口增、官吏腐,土地兼并日甚,自耕农难获应得土地,却仍交赋税,不堪重负,纷纷隐匿偏僻开荒,成逃户。朝廷赋税缩水,地主却得利。
开元初,宇文融仅八品县主簿,发现此弊,上表玄宗,得赏识,升为御史中丞,负责检括逃户。面对逃民,他未一味强制,而用缓和之策:规定期限内自首,农民可重为编户齐民,不拘回乡与否;前六年只需年缴1500钱,余赋全免。
此策如道家张三丰以柔克刚之智,吕洞宾点化众生之仁。逃户重获朝廷认可,免于偷生,又得优惠,皆欢喜自首。大唐赋税大增,库府充盈,宇文融成玄宗红人,两度拜相。杜甫诗云: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”此景,宇文融功不可没。
然如此能臣,史书评价却差。《旧唐书》斥为“奸佞之辈,惟事悦人;聚敛之臣,无非害物”;《新唐书》更将其与杨国忠并提,言其盘剥百姓。
究其因,主有两点。其一,不符儒家思想。封建时代,儒学独尊,士大夫以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”为志,财政商贾之事,素为不齿。宇文融行聚敛之术,遂遭轻视。
其二,利益冲突。宇文融与首相张说相争,表面为括户扰民,实则张说一派乃武则天时科举入仕的庶族地主,最大土地兼并者。武后为固权,纵其兼并,放任逃户,致其壮大。宇文融括户,护自耕农、增国赋,必损其利,招致抵制。士大夫掌史笔,历朝史书多由其撰,故宇文融被黑得惨。
为国为民之能臣,竟成史笔下的奸佞聚敛之辈,岂非历史之憾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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