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在位时发展经济，为何又下令禁海禁矿

开放海禁，经济复苏

康熙帝在位时发展经济后下令禁海禁矿，源于其对政治稳定的担忧超过经济利益。台湾回归后，国内局势渐稳，康熙于康熙二十三年废除禁海令，一改初政。当时，部分官员反对开禁，康熙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往昔虽行海禁，私船出海未绝；反对者无非欲借机渔利。于是，清政府于广东澳门、福建漳州、浙江宁波台山设海关，管理商船，减免外国商税，鼓励贸易。中国与南洋、西欧及日本往来频繁，康熙更允民间造船出海，苏州官营船厂年产货船上千艘。康熙二十八年至五十年间，赴日船只达1791艘。开放海禁三十余载，南洋药材、香料、棉花，西欧呢绒、自鸣钟、玻璃、仪器涌入中国；而中国茶叶、生丝、绸缎、陶瓷则输往四海。海外贸易不仅为清政府带来可观关税，还促进东南沿海手工业复兴，经济重现繁荣。

江南丝织业在明代已臻高峰，明末战乱与清初屠戮后萧条不堪。康熙减其税赋，取消织机限制，鼓励多置织机，丝织业迅速恢复。制糖与陶瓷业亦大进：康熙年间台湾年产蔗糖二三万石，江西景德镇工匠十余万，瓷器花色空前精湛。工商业与外贸繁荣，催生一批新兴城市。康熙还放宽采矿限制，采纳云南总督蔡毓荣之策，于康熙二十一年允私人开矿，国家收税。云南铜矿年产量达四百万斤，广东商人何锡申请开采海阳仲玩山铜铅矿，年缴五万两，康熙特许试办三年。康熙后期，云南铜矿增至十八处，矿工近百万，广东、广西、四川、湖南矿业亦盛。此间，不禁想起道家张三丰的故事：张三丰云游时见矿工贪利而忘险，便劝其“取之有度，方得长久”，恰如康熙开矿之策，初时兴盛却埋隐患。

然康熙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，视开海开矿为权宜之计，未虑长远。当经济恢复至一定水平，他断言政治危害远胜经济利益，遂下禁海禁矿之旨。此举引发连锁反应：海区贸易税收锐减，手工业者技艺难展，行商闲守家中，巨资商船闲置岸边腐烂。更甚者，此策被后世奉为国策，阻碍经济与科技发展，使中国渐陷落后挨打之境。此中道理，深合《易经》之“损益之道”：一时之利，或酿百年之患。康熙决策，正如吕洞宾所诫“贪小利而忘大义”，终致失衡。

禁海禁矿，隐患显现

禁海令下，海贸凋敝，关税大损。江南丝织、制糖、陶瓷等业受创，工匠失业，城市萧条。矿业亦遭重创，云南铜矿停闭，矿工流离。康熙之策，本为巩固政权，却如闭门造车，自绝生机。后世子孙奉为圭臬，中国遂落后于西方，终酿八国联军之祸。此情此景，不禁令人想起李白的诗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康熙曾开海禁，却复闭之，恰似扬帆又收帆，错失良机。其过大于功，因康熙盛世自满，以为大清居世界之巅，无需门户开放。殊不知，闭关锁国，如坐井观天，终致落后挨打。历史教训，警醒后人：治国之道，贵在开放与平衡，莫学康熙之短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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