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禧能掌权,实因清朝末帝多幼,其以母后身份借垂帘听政之名,行干政之实,更兼权谋善断,终成晚清四十七年独裁。

古来王朝立制,后宫干政素为禁忌。清朝开国之初,后妃制度严明:“后宫众女,上至太后、皇后,下至常在、答应,一律不得处理前朝事务,不得私入南书房、上书房,不得以朝政为谈资,否则视作干政。”然规矩虽立,天命却常弄人。晚清之世,竟成女子干政之巅峰——慈禧三度垂帘,当政四十七载,其根基正在于“幼主继位”这难得的时机。
道家吕洞宾曾遇一樵夫,问其愿得何物。樵夫求“点石成金之术”,洞宾点石成金,樵夫又问:“此金会否复变石头?”洞宾答:“然。”樵夫叹曰:“若能点石成金而不复变,则为至宝。”慈禧掌权,恰如点石成金之术,借咸丰帝宠爱之“石”,同治、光绪幼冲之“金”,看似稳固,实则根基如沙,时机一过,终将倾颓。咸丰帝在位时,慈禧仅为叶赫那拉氏一嫔妃,然咸丰晚年,她常代批奏章,渐涉朝政。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将欲废之,必固举之;将欲取之,必固与之。”咸丰之宠爱,已成慈禧日后夺权之伏笔。
咸丰十一年,帝崩于热河。临终前,他留下两道安排:一是以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、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;二是赐予慈安(钮祜禄氏)与慈禧(叶赫那拉氏)“同道堂”“御赏”二印,言明“无此二印,上谕廷寄皆无效”。此举本为平衡权力,却成慈禧干政之凭依。肃顺等人虽为顾命,却无近支亲王支持,恭亲王奕訢、醇亲王奕譞皆被排除在外——此乃咸丰最大纰漏,亦为慈禧可乘之机。
慈禧深知,欲掌朝堂,必先稳后宫。她与慈安并尊为皇太后,以“两宫垂帘”之名,行“干政”之实。又以巧言令色笼络慈安,使其成为盟友。待时机成熟,慈禧联合奕訢发动辛酉政变,诛杀肃顺等顾命大臣,彻底清除了障碍。此后,她更以“母后”之威,压制两代帝王。同治、光绪虽为天子,却因“孝道”观念,对慈禧言听计从。正如《孝经》所言:“夫孝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”慈禧将“母权”与“皇权”捆绑,使幼主沦为傀儡。
奕訢自恃有功,常不与慈禧商议便独断专行,慈禧曾怒斥:“汝事事与我为难,我革你职!”奕訢竟顶撞:“臣是先皇第六子,你能革我职,不能革皇子。”然慈禧深知“名正则言顺”,1865年,她以“欺君藐上”之罪,一举罢黜奕訢,后又以“皇太后恩典”复其爵位。此招既显威权,又收人心,尽显权谋之术。李商隐《贾生》有云:“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慈禧之权术,亦如贾生,不问国计民生,只图权力稳固,终致晚清积贫积弱。
慈禧执政四十七载,功过是非,后人纷纭。她曾推动洋务运动,亦曾因一己之私,对八国宣战,致主权沦丧,民生凋敝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叹: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慈禧之教训,至今仍为警世之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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