隆兴北伐之败,根在军事制度之弊,非将帅无能,实体制积弱使然。

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,宋高宗禅位于养子赵昚,是为孝宗。高宗退居德寿宫,优游林下,而新君锐意恢复,未及一年,即启隆兴北伐之役。其平反岳飞、起用张浚,皆显志在中原。然此志虽烈,终难抵制度之痼疾。
隆兴元年四月,孝宗绕过枢密院,径命张浚出师。张浚分兵两路:李显忠出濠州取灵璧,邵宏渊出泗州攻虹县。李显忠少负勇名,十七岁随父抗金,百战成名;邵宏渊则资历虽老,功绩寥寥。二人并列,本已隐伏嫌隙。
恰如道家所言: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”若主帅同心,何惧强敌?然李显忠速克灵璧,又遣降卒招虹县,守将竟径投其麾下。邵宏渊顿觉颜面扫地,心生怨怼。后有士卒夺金人佩刀,李显忠立斩以肃军纪,邵益怒,自此“凡李所主,必反之”。
及至宿州,李显忠独力破城,邵宏渊姗姗来迟,反讥曰:“真关西将军也!”入城后,邵欲散府库财帛以悦士卒,李以军法严拒。士卒多向利,人心渐离。朝廷遂授李为招讨使,邵副之,邵公然拒不受节制。张浚但知调和,不知整肃,致令号令二出,军心涣散。
金将赫舍里志宁率精兵反扑,李显忠力战却敌,再破贝萨十万之众。然金援日增,李急呼邵夹击,邵竟按兵不动,反语诸将:“暑热难当,披甲何堪?”此非怯战,实乃将帅私怨凌驾国事之上,军制之弊至此昭然。
李显忠血战竟日,斩敌两千,犹叹:“若诸军犄角而出,敌帅可擒!”邵宏渊却妄言金添二十万兵,促令夜遁。当夜,宋军弃城南奔,金人尾追至符离,宋师溃不成军,赴水死者不可胜计。十年积蓄,一朝尽丧。
古语云:“上下同欲者胜。”南宋自南渡以来,兵权分隶、将不专兵、文臣掣肘,早已成痼疾。纵有李显忠之勇、孝宗之志,亦如吕洞宾炼丹于市井——火候虽足,炉鼎已裂,焉得金丹?
昔张三丰论武,尝言:“内不合,则外不御。”南宋之军,内既不合,外安能御强虏?隆兴之败,非天不助宋,实人自毁其柱石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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