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问历史上诛杀文人最多的皇帝是谁?答案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。

文字狱者,以文获罪,历代皆有。汉时杨恽因《报孙会宗书》触怒宣帝,腰斩于市;魏末嵇康作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被司马昭视为悖逆,终赴东市;北魏崔浩直书国史,揭拓跋先祖之耻,竟遭族诛,连及卢、郭、柳三族,血染青史。然此等事,尚属偶发。至明初,文字之祸竟成制度,株连之广、杀戮之酷,前所未有。
朱元璋出身微寒,曾为牧童、乞丐、僧侣,后从红巾军起事,终登大宝。然其虽贵为天子,内心常怀自卑,尤忌他人言及其昔日窘境。凡奏章表文稍涉“光”“秃”“僧”“贼”等字,即疑为讥讽,动辄兴大狱。
“则”字本无他意,只因音近“贼”,便成死罪。澧州学士郑孟清撰《奉民师表》,中有“圣健作则”四字,朱元璋览之怒曰:“‘则’即‘贼’也!尔等岂非讽朕曾为寇耶?”遂诛其全家。又有人书“遥贍帝扉”,帝谓“帝扉”乃“帝非”之谐音,是谤君也,立斩不赦。
道家有言: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。”吕洞宾尝游人间,见一书生因诗得祸,叹曰:“笔底波澜,可载舟亦可覆舟。”此语正应明初文士之命。释来复本为高僧,临别赠诗云:“殊域及自惭,无德颂陶唐。”原意谦恭,赞明主如尧舜。然朱元璋见“殊”字,疑为“歹朱”合体,竟以谤君论罪,处死之。自此,中印僧侣往来几绝。
苏州知府魏观修衙于张士诚旧宫,堂悬“龙蟠虎踞”匾额,帝疑其有僭越之心,立斩。兖州知府卢熊见官印“兖”字误刻为“衮”,上奏请正。帝反怒曰:“‘兖’即‘滚’也,尔欲朕滚乎?”竟以此罪之。更有佥事陈守作诗“墟南有安妇,夜夜哭征夫”,帝谓其诅咒兵败,投之于水。
太史公曰:“文胜质则史,质胜文则野。”然在洪武朝,文不必胜质,但有一字犯忌,便成滔天大罪。朱元璋虽崇佛敬道,却不能容片言之异。张三丰尝言:“心若执象,道即成魔。”帝王执于形名,文字遂成刀俎。
苏轼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此等超然之境,岂是深陷猜忌、执于字眼者所能梦见?明初文祸之烈,非独杀人数万,实乃斫伤士气、窒息思想之始。后世观之,当以为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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