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宪宗之后,大唐对藩镇的控制力之所以弱化,实为朝堂失衡、权臣纷争、制度崩坏三者交织之果。

元和十五年(820年),唐宪宗崩逝于大明宫,史载“宦官弑君”之说虽存争议,然其身后之局已成定势。宪宗以“元和中兴”之名收藩镇,然其死后不过三载,河北三镇便复叛,史称“河朔复叛”。至武宗、宣宗朝,藩镇叛乱频仍,至僖宗时,节度使更以“天子之臣”自居,朝廷诏书亦难通达。
此等乱象,实因朝廷政策反复无常。牛李党争之际,牛党主和,李党主战,朝堂竟无定策。文宗时卢龙军乱,牛僧孺劝其“范阳自安、史以来,非国所有”,此言若成国策,藩镇岂非坐大?武宗时李德裕力主平叛,其言“朝廷若授之,则四方效尤”,此理虽明,然党争之下,终成空谈。
昔年吕洞宾游华山,见庙中塑像,叹曰:“此皆尘世执念所化。”藩镇之乱,何尝不是朝廷执念所生?宪宗虽能一时平乱,然未能制其根本,终致后患无穷。
宪宗时期,宦官势力已成气候,两枢密使、神策两中尉合称“四贵”,权倾朝野。至穆宗以下,皇帝多由宦官拥立,史载唐敬宗竟为宦官所杀,皇帝沦为傀儡。
宦官与朝臣之争,恰如八仙斗法,各显神通。李辅国拥立代宗,直言“大家但坐内里,外事听老奴处分”;仇士良当面历数文宗过失,其权势之盛,可见一斑。此等局面,正如张三丰所言:“执念生,妄想起,终归虚无。”
杜甫曾叹: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。”然今日之唐朝,竟有“朱门宦官权,路有天子愁”之态。宦官专权,非但无益于国,反使皇权旁落,藩镇更借机坐大。
综上所述,唐宪宗之后之乱,实为制度崩坏之必然。朝堂失衡,权臣纷争,宦官当道,三者交织,终致藩镇失控,大厦将倾。正如《赤壁赋》所言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唐朝之衰,亦不过历史长河中一粟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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