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皇焚书坑儒，汉武独尊儒术，为何差别这么大

秦以法家立国而速亡，汉用儒术安邦而久存，此非儒术之变，实乃时势与君心之异也。

一、焚书坑儒：暴政摧文，反激民怨

儒家之学，肇自仲尼，重仁义、尚礼乐、崇人伦，其道温厚而深远。先秦之时，诸子并起，儒虽为显学，然与墨、道、法诸家并列，未有独尊之势。及至嬴秦一统，李斯献策，始皇遂行“焚书坑儒”之举——非但《诗》《书》百家之言尽付烈焰，更有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被坑于咸阳。此举本欲以雷霆手段钳制人心，使天下噤声以固帝业。

然强权可毁竹简，难灭人心；烈火能焚典籍，不烬道义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”焚坑之后，儒者非但未绝，反因悲愤而聚。陈胜举义，孔子九世孙孔鲋竟携礼器投军，终殉于阵前。此非匹夫之勇，实乃道义之激荡。刘邦起于草莽，麾下亦有陆贾、叔孙通等儒士相随，足见民心向背，不在刀兵，而在仁义。

二、独尊儒术：因时制宜，化道入政

汉初承秦弊，高祖尝轻儒生，谓“马上得天下，安事《诗》《书》？”然陆贾对曰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”此语如清泉入燥土，令刘邦幡然。遂命陆贾著《新语》，述古今成败之理。后叔孙通更采古礼，杂以秦仪，为汉制朝仪。长乐宫朝会之日，群臣肃然，无敢喧哗，高祖叹曰：“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！”

自此，儒术渐入庙堂。高祖晚年过鲁，以太牢祭孔子，开帝王祀圣之先河。惠帝废“挟书律”，文景广求遗书，贾谊以通诸子百家而为博士，儒学复兴之势已成。及至武帝即位，董仲舒应贤良对策，上“天人三策”，倡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”。建元五年，朝廷首置五经博士，虽窦太后尚好黄老，亦不能阻儒风之盛。
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：“道在日用，不在玄虚。”儒术之兴，非因其玄奥，而在其切于人伦政教。吕洞宾游长安，见市井有序、官民有礼，叹曰：“此非黄老之清静，乃周孔之遗风也。”故汉武之尊儒，非独崇一经，实乃择其可安社稷、正纲常、养民心者而用之。

观秦汉之变，可知：以力服人，其势必蹶；以道化民，其国乃昌。焚书坑儒，徒增怨毒；独尊儒术，实顺时宜。非儒术有异，乃用之者智愚之分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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