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家天下渐衰,非独元帝之过,乃时势、人事交织而成。儒术本身无咎,惟用之不得其道、不得其人耳。

汉元帝刘奭素以“儒君”形象著于史册。其父宣帝晚年,尝对太子言道:“陛下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。”宣帝闻言色变,怫然曰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效周政乎?”更叹曰:“乱我家者,太子也!”
然元帝登基十六年间,虽力行儒政,汉室反而日渐倾颓。何也?非儒不可用,实乃人非其人,政失其正。
宣帝遗命,以萧望之、周堪、史高三人辅政。萧、周皆为大儒,才学冠世,本可成中兴砥柱。惜元帝受宦官弘恭、石显与外戚史高蛊惑,竟使萧望之被迫自尽,周堪忧死,刘向遭锢——栋梁既折,朝廷遂空。
既失直臣,邪佞遂起。石显等深知元帝好儒,乃荐贡禹、匡衡等“名儒”上位。此辈或年迈庸碌,或唯诺保位,但求禄秩,不思报国。恰如八仙中铁拐李点化顽石,石终是石,终究点不成金;元帝所用之儒,亦多是饰以儒冠、怀以私心的庸碌之辈。
彼时之儒生,自武帝独尊儒术以来,早已非孔孟初心之徒。多是为利而来,为官而学。如贡禹辈,年近八十始得攀升,何来气节改革?更毋论触动权贵利益。于是省宫馆、劝农桑诸政,皆成表面文章,未能真正匡扶世道。
昔者吕洞宾云:“真儒不是簿书痴”,惜乎元帝身边,恰是簿书痴多,真儒几无。杜甫诗谓“纨绔不饿死,儒冠多误身”,岂料竟成汉廷晚景之写照?
由此可见,汉之衰,非儒之罪,乃人误其道,政失其本。倘元帝能用萧望之等真儒,行王道而兼霸道,察实情而通权变,何至大权旁落、山河日下?唯惜其守经而不能达权,慕儒而不知择人,空负“儒君”之名,终酿衰汉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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