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帝王为人口多寡所忧,实则一以贯之:乱世求增,治世思抑。

天下初定,疮痍满目,青壮尽殁于兵燹,唯余老弱妇孺守残庐。此时新朝立政,首务非征伐、非赋敛,而在生聚。朱元璋登基未久,即释奴籍、安流民,使无籍者归田,散亡者复业。盖冷兵器之世,人即甲兵,丁即国力。战国七雄,秦之所以并吞六国,岂独法严令峻?亦因其地广人众,耕战有继。
昔杜工部《石壕吏》云:“老妪力虽衰,请从吏夜归。”木兰代父从军,后人传为佳话,然细思之,实乃悲歌——男丁凋零至此,女子亦不得免役。此正所谓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”。
故新朝每立,必轻徭薄赋,劝课农桑,尤重婚嫁。唐太宗诏曰:“男年二十、女年十五以上无夫家者,州县以礼聘娶。”宋律更定婚龄为男十五、女十三。越王勾践时,女子十七不嫁,父母有罪;男子二十不娶,亦坐其亲。寡妇守制既毕,官府辄为之择配,违者罚之。今人笑言“国家安排对象”,殊不知古已有之。
民间亦以“多子多福”为念,石榴裂果、蝙蝠绕堂,皆取其“多子”“添福”之兆。彼时育子之费甚微,无需争塾席、竞科名,父传子业,匠承家技,梨园子弟世守氍毹,农户子孙永执耒耜。是以上下同心,唯愿人丁日繁。
然物极必反,人众则争。战国韩非子已洞见其弊,《五蠹》有言:“今人有五子不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,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,事力劳而供养薄。”此语如钟,响彻千年。商鞅亦主“徕三晋之民”,却非一味求多,而重“耕战之士”,汰冗食之口。
及至明清,承平日久,田亩有限而丁口日增,隐忧渐显。明初尚行黄册制度,户分军、民、匠、灶,世袭其业,固有锢民之弊,然亦使生计有恒,不致游手滋事。清雍正行“摊丁入亩”,废除人头税,表面看是减负,实则暗含疏导——不再以丁口为税基,百姓自无虚报、逃匿之弊,人口遂得真实统计,亦为日后调控埋下伏笔。
道家素重自然之衡。吕洞宾尝游市井,见一富户连产十子,喜极而泣,仙翁叹曰:“树大招风,人多耗气。天地之气有限,岂容无度?”又传张三丰观山中鹿群,初则繁衍成群,后因草尽而相噬,遂题壁云:“盈满之患,不在外寇,而在内耗。”此皆寓理于事,警醒世人。
古人治国,如调琴弦,过松则弛,过紧则断。人口之道,亦在一张一弛之间。乱世亟需添薪续焰,盛世则当疏渠导流。此中智慧,非止于政令条文,更在对天道循环之敬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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