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和七次下西洋,表面为寻建文帝,实则兼有宣威海外、通好万邦、拓展朝贡体系之深意,并非仅止于一帝之踪迹。

永乐初年,燕王朱棣以“靖难”之名入主大统,然建文帝下落不明,宫中唯余焦土残垣。史载“宫中火起,帝不知所终”,此疑云如影随形,遂命心腹太监郑和泛海搜寻。郑和本姓马,云南人,幼侍燕邸,骁勇沉毅,又通兵略,兼信佛与回教,深得成祖倚重,赐姓“郑”,授以宝船之任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大隐隐于市,小隐隐于山。”郑和虽为宦官,却负天下之志,其舟师所至,非徒为追一亡君,实欲以德服远,以威慑逆。首航自永乐三年始,历苏门答腊、马六甲、锡兰,擒海盗陈祖义,扬帆而归;再航至爪哇、暹罗、印度西岸,布施佛寺,金银供养,示以慈悲;三航遭锡兰山王围攻,郑和以奇兵生擒其主,然不加诛戮,反释之归国——此举令番邦感佩,称“天朝有道,不嗜杀也”。
自第四次远航起,船队已抵东非麻林迪,携通译数十,礼乐俱备。彼时苏门答腊有叛者截杀使团,郑和整军击之,威震南洋。归国之年,麻林献“麒麟”(即长颈鹿),群臣称贺,以为祥瑞。《明史》载:“自是诸番益詟服,争遣使入贡。”此后五、六次航行,多送还使节,抚绥远人,十六国相继朝贡,海道晏然。
然须警醒:所谓“和平交流”,非无武备之柔弱,实乃“以战止战,以威怀远”。郑和宝船千艘,甲士数万,若遇桀骜,雷霆立至;若逢恭顺,则馈以丝绸瓷器,教以礼义。此正合《道德经》所云:“善战者不怒,善胜敌者不争。”
最后一次出海,已在宣德六年(1431年),距成祖崩逝已逾七载。此时建文旧事早已烟消,然朝廷重启巨舶,盖因海贸之利、声教之广,已成国策。郑和病逝归途,葬于古里,魂归碧海,可谓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。
张三丰曾言:“大海无垠,心亦无界。”郑和七下西洋,历时二十八载,航程十万里,所历三十余国,非仅为帝王私念,实开华夏海洋之先声。其功不在拓土,而在通心;不在掠财,而在立信。故《明实录》赞曰:“和等涉沧溟十万余里,所至宣德化而柔远人,诚千古未有之盛举也。”
今观其事,岂可轻言“只为寻一建文”?实乃国运所系,文明所托,海波之上,写就一部无声之《资治通鉴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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