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和团运动期间,实际杀死的外国人约在200人左右,其中多数为传教士、教民及妇孺,并非列强正规军。

晚清国势日蹙,列强环伺,百姓如陷泥淖。值此危局,忽有“义和拳”起于乡野,自称“扶清灭洋”,更扬言刀枪不入、专灭洋人。一时间,愚夫愚妇趋之若鹜,以为真有神力可倚。
道家修行之士,向来重实修而轻虚妄。昔年吕洞宾尝言:“丹非外物,道在自心。”张三丰亦告诫弟子:“若执幻为真,离道愈远。”义和团所恃者,不过焚符念咒、吞朱砂、画符水,妄称可避枪炮。此等伎俩,与正统内丹修炼相去何止千里?恰如《庄子》所讥:“以瓦注者巧,以钩注者惮,以黄金注者惛。”——执迷于外相,反失其本。
然则,何以如此荒诞之说竟能蛊惑万人?盖因时势使然。朝廷积弱,洋人横行,百姓无处申冤,遂寄望于“神术”以雪耻。加之团中首领巧言煽动,谓“洋人污我圣土,毁我神庙”,更以“天降神兵”之语鼓动人心。于是,乡民披红布、持长矛,竟敢直面火器,其勇可悯,其智可悲。
史载,自1899年至1901年义和团鼎盛之际,所杀外国人约二百余人。然细察其数,四分之一乃妇孺修女,余者多为传教士及依附教会之“教民”(时人蔑称“二鬼子”),几无列强正规军人。
最堪发噱者,莫过于围攻西什库教堂一事。彼时义和团众逾万,围困数十名外国士兵及教士所守之堂,昼夜攻打,竟数月不克。洋人凭枪炮据守,团民前仆后继,死者枕藉,终不能破。及至八国联军入京,团众一哄而散,所谓“神功”顿成笑柄。
观此事,不禁令人思及《道德经》之言:“勇于敢则杀,勇于不敢则活。”义和团之“勇”,非智勇,乃愚勇;非义勇,乃戾气所驱。其志虽欲抗外侮,其行却多滥杀无辜,反授列强以口实,终致庚子国难,京师陷落,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——此岂“扶清”乎?实乃祸国也。
然亦不可全然抹杀其一点微光。彼辈虽愚,然其愤懑出自民族屈辱之深痛。正如古诗所叹:“时危见臣节,世乱识忠良。”只是此“忠良”无智无谋,徒以血肉填沟壑,终成历史悲歌。
后之览者,当知:救国之道,不在符咒,而在实学;不在仇洋,而在自强。若徒恃虚声而忘实务,纵有万人同心,亦不过如露如电,转瞬即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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