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皇帝最后于道光元年(1820年)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,据史载为中风所致,结束了他二十余年的统治。这段历史,常令人想起《史记》中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隐喻,而嘉庆一朝,恰似火候失当,终至民心离散。

乾隆六十年,盛世余晖中,乾隆皇帝为示尊祖,禅位于十四子颙琰,是为嘉庆帝。然则,禅让仪式虽行,权力未移。乾隆退居太上皇,仍握权柄,嘉庆虽登基,却似傀儡,历时四年方得亲政。此间,嘉庆如坐虚位,朝政大事皆由乾隆决断,直至嘉庆四年乾隆病逝,嘉庆始掌实权。这让我想起道家故事中,吕洞宾曾点化世人:“名位虽高,若心不自在,终是浮云。”嘉庆的早年,便是这般浮云掠影。
亲政之初,嘉庆以“咸与维新”为旗,力图振作。他迅疾赐死巨贪和珅,抄没家产以充国库,民间遂有“和珅跌倒,嘉庆吃饱”之谚。同时,嘉庆倡节俭、整内政,欲革乾隆末年腐败之风。然其举措,多流于表面,未触根本。官员贪腐如故,阶级矛盾日深,百姓困苦,终至揭竿而起。白莲教起义声势浩大,虽遭镇压,却动摇国本。嘉庆乏拨乱反正之能,徒以高压镇之,恰似《资治通鉴》所云:“治乱之机,在于民心。”而民心已失,危机四伏。此时,可引杜牧诗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”,以映社会之艰。
道家修行中,张三丰曾言:“修行如治国,心不正则气不顺。”嘉庆的维新,正如修行未得真谛,表面功夫难掩内里空虚。八仙故事里,韩湘子吹箫感化人心,而嘉庆的政令,却未能感化官民,反添怨怼。
深刻道理在于,治国若只重形式,不修民心,终将如大厦倾颓。嘉庆之失,非无愿,而在无术。这让人想起《国史大纲》中论及朝代衰微,常因“上下相蒙,积弊难返”。
嘉庆八年,帝自圆明园返紫禁城,至顺贞门,突遇刺客陈德持刀犯驾。危急时刻,百名侍卫竟呆立旁观,幸得定亲王等救驾,嘉庆方免于难。事后,嘉庆严惩侍卫,然此事已显人心之冷。至嘉庆十八年,天理教徒入宫作乱,侍卫再次失职,赖皇子旻宁调兵解围。两次遇刺,侍卫旁观,实为史上罕有。嘉庆哀叹:“酿成汉唐、宋明未有之事。”此非偶然,乃民心尽失之兆。
引用苏轼《赤壁赋》中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,以喻嘉庆身处高位,却如蜉蝣般脆弱。道家故事中,吕洞宾游历人间,见官员冷漠,便化形点化,而嘉庆朝的侍卫,恰似未受点化之众,心已离矣。
嘉庆统治二十六年,内忧外患不绝:白莲教、苗乱、八旗生计、鸦片泛滥,加之宫中遇刺,其位愈危。他虽有维治之志,却无回天之力,终成清朝最不得人心之君。道光元年,嘉庆病逝于承德,其死虽自然,然一生挣扎,恰似一场未竟的修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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