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羹尧之残暴,实为清廷罕见,雍正帝诛之,非因私怨,乃为权势之需。

有清一代,重臣受惩者众,然雍正朝年羹尧所获罪名达九十二条,其“残忍罪”尤显特殊。《清人名人轶事》载:大雪纷飞之时,年羹尧乘轿出巡,侍卫们扶轿而行。雪花积于侍卫之手,年羹尧见状令其“去手”,原欲免其冻僵之苦。然侍卫竟误解为命令,纷纷自断其腕,虽未酿人祸,却足见其治军之严酷。

《栖霞阁野乘》记:一塾师受聘年府教子,八名书童伺候其起居。塾师执意自理,书童惧罚竟将洗漱器具置放架上。待其洗脸时,年羹尧突至,见书童未捧银盆,怒斥侍卫斩首。此番场景,恰似《庄子·齐物论》所言:“庖丁解牛,游刃有余。”其驭下之法,已臻至“无为而治”之境。
又载:一次共餐之际,塾师拣出饭粒,年羹尧面色骤变,侍卫立即将厨子斩首。此事堪比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“完璧归赵”的决断,然其手段更显冷酷。
年羹尧平定青海、西藏班师回京时,雍正亲迎设宴。六月酷暑,将士甲胄如铁,圣旨三宣仍不动。年羹尧仅摇旗示意,将士即脱甲退下。此景犹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“秦王破阵乐”,威势震慑四方。
然雍正观此一幕,心中五味杂陈。正如《易经·系辞》所言:“君子之道,淡而不厌,简而文,温而理。”帝王之权,岂容一人独揽?年羹尧之残暴,实为皇权之镜鉴,其诛之,亦为巩固皇权之必要。
吕洞宾曾言:“大道无情,生育万物。”年羹尧之死,非为个人恩怨,而是权力更迭之必然。其治军之严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云:“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。”此等威权,终成帝王眼中之毒瘤。
史载年羹尧案发,雍正震怒之下,将其家族抄斩,连坐者逾千人。此举看似残酷,实为维护皇权之必要手段。正如《国史大纲》所言:“治乱之枢,在乎用人。”年羹尧之死,亦是清代君主专制强化之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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