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葛亮斩马谡,并非全无选择,实乃情势所迫、法度所拘,不得已而为之。

街亭之战,乃诸葛亮首次北伐之关键。彼时蜀汉倾国之力,兵锋直指陇右,三郡望风归附,声势之盛,为五次北伐之最。然一役之失,全局顿挫,后人扼腕,多归咎于马谡“违亮节度,举动失宜”,谓其刚愎自用,舍大道而据山险,终致水源被断,全军溃散。
然细察史实,《三国志》明载:“马谡才器过人,好论军计,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。”刘备虽曾言“马谡言过其实,不可大用”,亦未斥其为庸才。征南中时,诸葛亮采纳其“攻心为上”之策,七擒孟获,终定南疆,足见其智略非虚。
街亭之地,山谷开阔,宽五六里,长十余里。若依诸葛亮令“当道扎寨”,以二万五千之众,正面迎击张郃五万精兵,几无胜算。马谡登高据险,非不知水道之要,实因兵力悬殊,欲借地势以待援军,或诱敌攻坚,以弱制强。此策虽险,未必全谬。
然张郃老将,不攻其山,反断其汲道。蜀军无水,士卒溃乱,非战之罪,实国力之限也。魏有中原之富,蜀仅一州之疲,分兵既广,援应难继。街亭之失,根在国势,非独马谡之误。
马谡临刑,遗书与诸葛亮相语如父子,引“殛鲧兴禹”之典,愿以死全义。十万将士为之垂涕,可知其非奸佞,实为忠勇之士。蒋琬后至汉中,叹曰:“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,岂不惜乎!”东晋习凿齿更直言:“杀其俊杰,退收驽下之用,明法胜才,不亦难乎!”
道家有言:“大制不割。”张三丰尝云:“法可立,情难废;情可容,法不可废。”吕洞宾亦曾点化世人:“功过分明,方得清静。”诸葛亮深知,若不正军法,则北伐再无号令之威。纵有不舍,亦须挥泪斩之,以儆效尤,以固国本。
故《出师表》中“陟罚臧否,不宜异同”之语,非空言也。街亭之败,需有人担责;北伐大业,需有法可依。马谡之死,非因其愚,而因其位——身为先锋,失地丧师,纵有千般理由,亦难逃军法之绳。
后人读史,常以成败论英雄,却忘了乱世之中,智者亦困于时势。正如苏子所叹: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”街亭一役,非马谡一人之败,实乃蜀汉国运之缩影。诸葛亮斩马谡,非无情,乃以情殉法,以法续志,其心之苦,其志之坚,千载之下,犹令人怆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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