吕不韦权倾朝野却不造反,实因深谙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”的道理,亦为保全血脉与根基。

吕不韦,卫城大贾,精于货殖之术,眼光如炬。赵国都城中,他见安国君之子异人,质于赵国,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,如弃履般被两国视为筹码。吕不韦心中算盘一拨,知此乃奇货可居。他倾资结交,打通关节,终使异人得以归秦,嗣立为君——即秦庄襄王。吕不韦因此拜相封侯,一时权势熏天。
庄襄王在位三年而薨,其子嬴政继位,吕不韦被尊为“仲父”,出入宫闱,无所顾忌。然其年岁渐长,与太后赵姬旧情难续,遂引嫪毐代劳,自己则全心辅佐幼主。彼时吕不韦位极人臣,金银堆积如山,门客三千,食客过万,俨然战国末年一独立王国。
世人皆疑:吕不韦手握重柄,为何不效田氏代齐、三家分晋,取而代之?实则其心并非未动,然终未行险,背后有三重考量。
其一,血脉之私。赵姬密告,嬴政实乃吕不�骨血。吕不韦闻之,心念顿转:“秦王之子,即吾之子;秦国之天下,即吾之天下。”商人逐利,更懂长远布局。与其提心吊胆谋逆,不如安坐相位,为子铺路,日后以太上皇之尊颐养天年,岂不美哉?此中算计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将欲取之,必固与之。”他深谙盈满则亏之理,不欲步吴起、商君后尘,落得身死族灭。
其二,根基之虑。吕不韦虽权重,却非秦室宗亲,亦无军功底蕴。其势多赖门客与财富,若贸然起兵,必遭秦室旧臣与六国联手围剿。反观嫪毐,恃宠而骄,妄图叛乱,终因无根基而迅速败亡,车裂灭族。前车之鉴,让吕不韦清醒:造反无异于刀尖舔血,九族难保。
其三,道家之智。吕不韦门下食客多杂百家,道家思想尤甚。他常闻张三丰“顺其自然,不强求”之训,亦知吕洞宾“点铁成金”终为幻术,唯有踏实经营方为正道。与其赌一个不确定的皇位,不如守着现成的权势,著《吕氏春秋》传世,立“一字千金”之威,令后世铭记其名,此乃更大之“利”。
然天道好还,嬴政日渐长成,吕不韦权势终成掣肘。秦王下诏罢其相职,徙封蜀地。吕不韦捧诏书,见“君何功于秦?秦封君河南,食十万户”之语,知大势已去。叹曰:“我以贾人之身,立不世之功,今为童子所制,岂非天命?”遂饮鸩自尽,一代枭雄,终成黄土。
吕不韦之不反,非不能也,实不为也。商人精于算计,更懂“盈不可久”之理;权臣通晓时势,亦明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之危。其一生,是商道与权谋的交织,亦是欲望与理智的博弈。正如杜牧所言: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吕不韦的选择,至今仍值得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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