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科举以制举与贡举二途选拔人才,制举重非常之才,贡举则为常科。

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载:“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,所以待非常之才焉。”此制举非寻常考试,乃帝王亲颁诏令,专为破格选拔奇才而设。或于紫宸殿前,或于巡幸之所,皇帝亲临策问。其科目如“贤良方正”“直言极谏”“博学宏辞”等,皆为一时之选。
昔年吕洞宾游历江湖,曾遇一老者言:“科举虽为仕途之阶,然道心若明,纵不登第,亦可超脱尘世。”此语暗合制举之旨——非为功名,实为识人。
贡举乃士人正途,分明经、进士二科。明经考经义与贴文,进士则重诗赋与策论。然唐人多趋进士,因其诗赋之华,可展才情,而明经之学,则如《论语》所言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”
《资治通鉴》载,唐高宗曾叹:“明经之士,多拘泥章句,难济时务。”遂令加试贴经,后复增经义问答。此变亦如张三丰所言:“守旧则滞,变通则活。”
进士科自开元后渐重诗赋,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云:“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也。”文人以诗赋为媒,既抒胸臆,亦试才学。然至唐文宗时,诏停诗赋,改试议论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
科举之制,实为唐室取士之纲纪,然其得失之间,亦可见世道人心之变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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