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之所以诛杀年羹尧,实因其功高震主、骄横跋扈、贪权结党,已严重威胁皇权稳固,不得不除。

年羹尧年少苦读,才识过人。康熙三十九年中进士,入翰林院,深受康熙赏识。未及三十,便任四川巡抚,治民有方、用兵有略,不久擢升川陕总督,成为镇守西陲的封疆大吏。康熙病危之际,命其暂代大将军胤禵执掌西北精锐之师,足见信任之深。
他亦曾上表自陈“以一介庸愚,三世受恩”,誓言“竭力图报”。任上拒收节礼,廉洁自守,康熙亦对他寄予厚望。
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。”功名盛极,常为衰败之始,年羹尧却未能参透这其中道理。
雍正初立,政局未稳,手握重兵的年羹尧果断支持新帝,因而更受倚重。总督川、滇、黔三地,有权直接奏事、参与军机,恩宠无比。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时,他率军平定,被雍正誉为“朕之功臣”,晋爵封公,家族显赫,权势滔天。
然而盛名之下,年羹尧日渐骄横。对待同僚轻慢无礼,甚至在御前失仪。更甚者,他贪财纳贿、结党营私,其妹年贵妃在宫中亦仗势跋扈,引起雍正极大不满。
雍正曾警之:“成功易,守功难;守功易,终功难。”此言犹如吕洞宾点化世人“莫道功成便可骄,须防福过灾生早”,可惜年羹尧未能醒悟。
他不仅毫无收敛,反而变本加厉,广布心腹、暗树势力,已触帝王逆鳞。雍正最终下令赐死,家产抄没,亲属连坐,一代权臣,终落得身败名裂。
鸟尽弓藏,本是帝王心术;而持功犯上,更是自取灭亡。年羹尧之死,既因其不知进退,亦因雍正绝不能容下一位权倾朝野、党羽成群的“第二帝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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