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临终前曾叮嘱嘉庆勿杀和珅,然新君未从,终致朝局失衡,十五年后方悟其父深意。

和珅少孤,家道中落,与弟和琳相依为命。族中觊觎产业者众,若非老仆忠心护持,恐难成人。困厄之中,反激其志,昼夜苦读,竟通满、汉、蒙、藏四语,此等根基,非寻常纨绔可比。
初入宫闱,仅为御前侍卫。一日,西藏活佛呈藏文奏章,满朝文武面面相觑,无一人能识。和珅挺身而出,译文如流,乾隆大悦,自此青眼有加。其人机敏过人,善察上意,凡所交代,无不先期办妥。虽贪黩成性,然于国事之重,未尝懈怠。正如《易》所言:“君子藏器于身,待时而动。”和珅之器,确有过人之处。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”治大国若烹小鲜,一味求洁,反失其味。乾隆深知此理,故虽知和珅聚敛,仍留之以驭群臣、理繁务。彼时朝中,纪晓岚长于文翰,阿桂精于军略,刘墉刚直敢言,然皆非能日理万机、周旋诸务之人。唯和珅,如枢纽之轴,虽锈迹斑斑,却使轮转不息。
嘉庆登极,积怨已久,甫即位便下诏逮和珅,赐白绫自尽。一时朝野称快,以为除奸去秽。然快意不过旬月,棘手之事纷至沓来——漕运淤塞、库银空虚、边疆不宁,竟无一人敢担重任。旧日大臣,或诿过于人,或缄口不言,朝堂之上,唯余“和稀泥”之声。
十五年后,有谄媚之臣献《和珅罪录》,极尽诋毁。嘉庆览之,勃然掷地,叹曰:“和珅虽贪,然办事之能,今无继者!”此语一出,满座默然。昔日雷霆之怒,终化为暮年长叹。恰如吕洞宾点化世人:“斩妖易,安民难;除弊易,立新难。”杀一人易,理一国难。
《资治通鉴》有云:“明主之治,不求无瑕之玉,但取可用之材。”乾隆留和珅,非不知其恶,实因国事如舟,需此人掌舵。嘉庆初政,血气方刚,未谙此道,遂以快意代谋略,以私愤代公义。待风波再起,方知父皇遗训,字字千钧。
和珅之死,非仅一人之祸福,实为一朝治道之转折。贪吏当诛,然若无替代之才,仓促除之,反致纲纪松弛、政令不行。后世观之,当知治国不在快刀斩麻,而在调和鼎鼐,如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,方成济世之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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