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时期军队战斗那么弱,为何投降清军后都神勇不比

明末时期军队战斗那么弱，为何投降清军后都神勇不比

明末军队投降清军后战斗力大增，根源在于军饷、指挥和时势三者的剧变，正所谓“兵无粮则散，将无信则乱”，历史风云变幻，往往一念之差定乾坤。

纵观晚明之际，军队对外难以压制努尔哈赤的崛起，至其子皇太极时，关外一统，朝鲜蒙古皆俯首称臣；对内则镇压不了李自成、张献忠等起义军，任其坐大，终致明朝覆灭于流寇之手。虽有边关精锐如镇守之师，但战事连绵，损耗殆尽，整体军力孱弱不堪。然而，这些看似不堪一击的军队，一旦降清，竟如脱胎换骨，在清朝定鼎中原中立下汗马功劳。同一支军队，前后反差如此之大，其中缘由，耐人寻味。

一、军饷之困：无饷则无兵心

明朝之亡，原因错综复杂，但军饷拖欠可谓直接导火索。士兵连饷银都拿不到，谁愿为之卖命？兵无斗志，自然败如山倒，或降或变，屡见不鲜。朝廷为解燃眉之急，征收“明末三饷”，本欲充实国库、训练新军，以抗后金与内乱，结果却民怨沸腾，百姓揭竿而起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最终，明朝亡于李自成之手，而清朝入关后，军饷发放及时，士兵心安，军心遂稳。此中道理，浅显至极：钱财乃养兵之本，无本则木枯，无饷则兵散，明朝拖欠成习，控制力日衰；清朝初入中原，毫不含糊，该给则给，故能收拢人心。

二、指挥之弊：监军误国与八旗压阵

明朝重文轻武，武将权轻，皇帝多疑，常遣太监监军。崇祯帝便是典型，李自成兵临北京时，天下勤王，唯唐通率八千人来援，崇祯虽感动，仍派监军太监杜之秩同守居庸关，实则不信任武将，欲控兵权。如此指挥，内斗不休，自相残杀。唐通对阵李自成，杜之秩竟开关投降；名将卢象升抗清，亦被太监高起潜与大臣杨嗣昌坑害致死。反观清朝，因八旗兵少，以降军为前驱，八旗在后压阵。降军若逃，必遭击杀，只得拼命；且八旗威名赫赫，压阵之下，降军信心倍增，战斗力自然提升。这让人想起道家修行故事中，吕洞宾曾云：“心定则气顺，气顺则力生。”军队亦如是，指挥若定，士气方旺。清朝之法，简单粗暴，却有效至极。

此外，南明内斗不止，如隆武与鲁王、绍武与永历兵戎相见，内不修则外不御，此乃千古教训。清军南下，抵抗寥寥，弘光政权时，江北四镇除黄得功外皆望风而降；隆武政权，郑芝龙直接降清。唯李定国出身大西军，在永历时期“两蹶名王，天下震动”，稍阻清军，然独木难支。清朝笼络人心之能，远胜南明，皇太极封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为三顺王，入关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，而南明孙可望求封秦王却不得，人心离散，可见一斑。

三、对手之弱：时势造英雄

清军入关后，降军战斗力显赫，另一关键在于对手亦弱。李自成的大顺政权、张献忠的大西政权，不过一两年便分崩离析，军队战力本就不高；南明更擅内斗，外御不足。正如《史记》有言：“时者，势也。”时势所趋，强弱易位。清军南下，几无像样抵抗，唯李定国等少数人苦撑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八仙故事中，铁拐李渡海，需借东风之势；用兵之道，亦需审时度势。明朝降军逢此弱敌，自然显得神勇。诗词中亦有映照，如杜牧《赤壁》云：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历史转折，往往系于细微，明末清初，对手之弱，恰成降军崛起之机。

总之，明末军队弱而降清后强，非兵卒一夜蜕变，实乃军饷、指挥、时势三者交织所致。历史长河，滚滚向前，读此段往事，当警醒于心：治国治军，以人为本，信赏必罚，方能在乱世中立足。若明朝早解军饷之困、革除监军之弊，或可避免覆灭之祸，然历史没有如果，只留后人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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