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宫干政虽为禁忌,然孙太后之举实为权衡国本之需。

土木堡之变后,大明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境。于谦扶立朱祁钰为帝,虽暂稳局势,却埋下祸根。当朱祁镇复辟之日,朝堂震动,史书载"石亨谋夺门,密白于太后,许之"。这段记载背后,实则是国本之争与后宫权谋交织的复杂图景。
《道德经》有言:"大道废,有仁义"。孙太后作为历经五朝的太皇太后,深知权力更迭之险。她曾亲抚吴贤妃之子朱祁钰,视若己出,然当朱祁镇复位之争起时,她毅然选择相信于谦。这份决断,恰似吕洞宾"破迷修道"之志,为国计民生舍弃私情。
朱祁钰虽为景泰帝,然其无嗣之困早已埋下隐患。史载"景泰帝立太子一事,朝臣异议甚众",此实为夺门之变的导火索。孙太后若坚持立朱见深为储君,朱祁镇复辟之路必遭重重阻碍。正如张三丰所言"太极生两仪",权力更迭本就需阴阳调和。
于谦作为大明中流砥柱,其沉默恰似太极之静,暗藏玄机。史书载"于谦知夺门事后,顾念身一举事,家门可保,而两主势不俱全",此语道尽其中真意。他深知,朱祁钰若存,未来皇位继承必生变数。
夺门之变实为国本之争的必然结果。朱见深年岁渐长,已具备继统之资。若朱祁钰尚在,其与朱见深之间的继承权之争,恐将重演唐末藩镇割据之局。此乃于谦未出面干预的深层考量。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"天亡我,非战之罪也",然夺门之变后,朱祁钰终得"戾"谥,未能入皇陵。此事令人唏嘘,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最终皆难逃天命。
孙太后之举,实为在私情与国本间寻求平衡。她虽偏爱亲生儿子,然终以社稷为重。这种抉择,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言:"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",权力更迭关乎社稷存亡,非寻常后宫所能轻议。
夺门之变的历史教训,警示后世:国本之争需以社稷为重,后宫干政当慎之又慎。孙太后的选择,虽有私情成分,然其维护大明江山稳定的初衷,仍值得后人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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