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世之衰,常伏于极盛之时。汉唐虽为古今共推的黄金年代,其覆亡之由,竟如出一辙。

秦祚短暂,十五载而亡,虽苛政如虎,然宦官乱政实为一大弊根。“指鹿为马”非独笑谈,实是阉宦弄权、蒙蔽君听之写照。身体残缺者,心术多诡,权欲尤炽。一旦得势,则视朝廷如私室,视天子如傀偶。
东汉承西汉之基业,光武明章,四世为盛。然自和帝以后,外戚与宦官迭相争权,天子渐成虚位。郑众、单超之流,勾结帝侧;窦宪、梁冀之辈,跋扈朝堂。彼争你夺,如饿虎争食,而天下已沦为砧上鱼肉。
唐至玄宗,开元全盛,一朝倾覆。安史乱后,宦官握禁军、立天子,甚至弑君如唐代宗时李辅国之事。彼时朝纲紊乱,非独藩镇之祸,阉竖之毒,亦深入骨髓。
明太祖朱元璋深鉴前朝事,铸铁牌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。然成祖以宦官为爪牙,设东厂、复锦衣卫,阉宦之权反甚于前朝。王振、刘瑾、魏忠贤,一宦强于一宦,终至大明元气耗竭。
《道德经》曰: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”。权势之极,常伴随倾覆之险。岂不如是?
外戚之患,尤以汉朝为烈。西汉宣帝后,国势渐颓。元帝立王政君为后,成帝继位,王氏一族权倾朝野。终有王莽篡汉,改元建新,竟借外戚之名,行革鼎之实。
东汉则外戚与宦官相争不休,如窦宪、邓骘、梁冀等,皆以姻亲之身,操权柄之重。天子渐如风中残烛,左右皆非己力可制。
宋明两朝之后妃多出民间,鲜少预政,故外戚之势不彰。然汉唐之世,戚里之权屡成心腹大患。一朝树枝繁茂,藤蔓缠身,干强而根摇,其亡也忽焉。
吕洞宾有诗曰:“朝游北海暮苍梧,袖里青蛇胆气粗”。然权贵之欲,恰如青蛇噬心,初时不觉,久则成毒。
他朝如宋,重文抑武,终困于异族;元享国不久,权臣弑主如寻常;清廷锁国,蔽于自大,而遗百年之耻——然汉唐之衰,尤在近习与戚宦交攻,内腐而外溃。读史至此,未尝不掩卷长叹:
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。盛世之名,须以清醒守之;祖宗之法,必因时而修正。岂可放任权阉与外戚,如野马脱缰、洪水决堤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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