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王之业,非仅勤勉节俭可成也。时也,势也,命也。

道光帝乃嘉庆次子,实为嫡长。其祖父乾隆帝高寿八十有九,因而道光自幼得随祖父习治国之术。乾隆甚爱此孙,特命严加教诲,四书五经、满蒙文字、骑射武艺,皆须精通。为督促学业,乾隆曾屡次责罚道光师傅,或降职,或杖责。在这般苛求之下,道光终成文武兼修之才。
十岁时,道光随乾隆行猎,竟射得一鹿,得赐黄马褂与花翎;三十一岁那年,天理教众突入紫禁城,他临危不惧,亲手以枪击毙二人,又调度禁军平乱。嘉庆誉之“忠孝兼备”,寄予厚望。
然登基之初,道光所承之朝,早非盛世。吏治腐败,鸦片流毒,叛乱四起,西洋强寇窥伺于外。这位被先帝寄予厚望的皇帝,决意仿效祖辈,重振河山。
他先后平定张格尔之乱,又稳广东、台湾等多处变乱。在内政上,他力行节俭,穿补衣、减膳食,甚至停发后宫脂粉钱,寿辰仅以打卤面待贺客。又下诏清查陋规,整饬河工贪污,力图挽回国运。
可惜,道光虽有心仿效康熙,却无其气运与魄力。所用之臣如曹振镛、穆彰阿等,皆保守之徒,虽有清廉之名,却无经世之才。于是改革多流于形式,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火候未到,则事事难成。
正如道家吕洞宾故事中所喻:有点石成金之指,却无识金之眼,终是徒劳。
道光的真正悲剧,在于不识时势之变。当他仍以天朝自居、固守祖制之时,西方世界已历经工业革命与启蒙浪潮。英法美诸国崛起,而大清仍困于夷夏之辨。
至鸦片事起,林则徐疾呼禁烟,道光虽从之,然其对世界几无所知,竟问“英吉利至回疆有无旱路可通?”其闭塞如此,虽欲振作,何力回天?
故曰: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,非不勤也,非不俭也,然时不我与,虽圣贤难救倾颓。
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。道光的宿命,一如崇祯,兢兢业业而终至山河破碎。后人读史至此,未尝不掩卷长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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