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众多思想家,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变革,旧制度崩塌,新思想自然萌发,正所谓“时势造英雄”。

简单来说,那时中华文明正处在从青铜时代步入铁器时代的节点上。原先赖以生存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制度,皆依青铜时代生产力而制定;但铁器来临,生产力天翻地覆,旧制自然无法适应新环境。于是,适应新生产力的文明——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——开始被人们不断提出,各种大师、大思想家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,让整个社会思想发生巨变。
表面上,似是这些思想家改变了社会思想,实则不过是生产力发展迫使大家选择适应新环境的制度。这些率先提出思想的人,自然是当时精英,但被后世尊为大思想家,绝非因他们比后人更牛,而是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一直处于铁器时代,现行制度和文化总离不开他们的开创。故而,其思想影响后世千百载,自然被誉大师。
不仅中国如此,西方文明也在类似时代——青铜向铁器过渡时——大思想家辈出,此后千年大师总和恐不及彼时。归根结底,生产力变革是根源。待到西方工业革命,生产力又达新高,人类从铁器步入工业时代,英法恰处转型节点。旧制又不适,需重新构建,于是大师再次疯狂涌现,此即工业革命后欧洲思想家众多的原因。
中国工业革命稍晚,民国时方从铁器时代迈向工业时代,故那时也是大师辈出。从这层意义说,所谓大思想家,不过是时势造英雄。经济基础稳定后,因前人已奠定基础,后来学者纵有荣誉佳作,亦不敢言深远影响时代或后世千百载,即便人称其大思想家,自己也不敢当。除非人类又从工业时代踏入崭新时代,方再现大师辈出之景。
正如道家修行故事中,吕洞宾悟道时所言:“顺势而为,方得始终。”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,恰似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在变革浪潮中寻道立说。老子出关,孔子周游,庄子梦蝶——无不映照时代之需。若引用古诗,苏轼《赤壁赋》云: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”变者,时代之常,思想亦随波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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