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相比,两者的改革有什么不同

商鞅变法重在“破旧立新、以法治国”，管仲改革则贵在“因势利导、富国强兵”，二者虽同属法家脉络，然其路径、精神与历史回响，迥然不同。

务实通变：管仲的富国之道

春秋之世，周室衰微，诸侯竞起。齐桓公得管仲为相，遂成霸业。管子不尚空谈，专务实政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有言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此语看似平实，实乃治国之本。彼时齐地沃野千里，管仲因土制宜，行“相地而衰征”之法，使赋税合乎地力，民无怨言。

更妙者，管仲深谙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之道。欲弱楚国，不兴干戈，反以重金购鹿，诱楚人弃耕逐鹿，粮产日绌，国力自衰。此策之巧，近乎道家“以柔克刚”之理。昔吕洞宾尝言：“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巧若拙，运化万机。”管仲之谋，正合此意。

又设盐铁专营，通货殖之利，使齐国财源广进。士农工商各安其位，四民有序，国用丰盈。故齐桓公得以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尊王攘夷，名震四海。其盛也，非凭刀兵，而在制度之明、经济之活。

峻法严刑：商鞅的强国之术

及至战国，世道愈乱，秦处西陲，民风剽悍而制度未立。商鞅入秦，献策孝公，厉行变法。其法之要，在于“废井田、开阡陌”，土地私有，耕者有其田，赋税有据，国库日充。此乃封建之基，亦为秦并六国之始。

然商君之法，严苛峻烈，赏罚分明，几近无情。 废世卿世禄，立军功爵制，凡无战功者，虽贵胄亦不得显荣。白起起于微末，终成“人屠”之将，正赖此制。百姓编户，连坐相保，令行禁止，秦人“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”。

李斯后评曰：“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殷富，国以富强。”诚哉斯言！然商君身死车裂，非因其法不善，实因法太刚，不容于人情。道家有云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”商鞅不知退藏，终罹祸患。

反观管仲，虽操权柄，却能与桓公共始终，死后齐国虽衰，其法余韵犹存。商鞅虽亡，秦法不废，终成帝业。一以和缓致久安，一以刚猛图速效，此二者之大别也。

昔张三丰论治国如炼丹：“火候太过则焦，不及则生，唯中和可成大药。” 管仲得中和之妙，商鞅取猛烈之效，各有所宜，亦各有所限。后世治国者，当知刚柔相济，方为长久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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