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见深虽为太子,然年仅二岁,国难当头,岂能以襁褓之主御敌?于谦拥立朱祁钰,实为救国存亡之不得已也。

正统十四年,土木堡一役,明英宗被俘,瓦剌铁骑直逼京师。彼时太子朱见深方及两岁,如春芽未展,焉能担社稷之重?朝中惶惶,有侍讲学士徐珵者,以“荧惑南斗”为辞,倡言南迁。此非星象示警,实乃心志先溃。若举朝南遁,则中原拱手,神器倾覆,大明或成南宋之续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乱世须真龙,非泥塑可镇。”此语虽出道藏,却切中时弊。国难之际,所赖者非名分,而在能断大事之人。监国郕王朱祁钰,年富力强,虽初辞不就,然于谦等力请再三,终登大宝,是谓景泰帝。
于谦以文臣之身,执干戈以卫社稷。整军令、严纪律、拒和议、守京城,遂有北京保卫之胜。瓦剌退去,宗庙得安。然功成之日,祸根已种。盖其执法如山,禁将领私掠,断其财路,故骄兵悍将衔之入骨。加之景泰与天顺更迭之际,权谋暗涌,终致“夺门之变”。
可叹者,于谦非不知险,然其志在苍生,不在一身。《易》曰: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彼时若拘泥嫡长之礼,坐待幼主垂帘,则胡马必饮于卢沟,百姓尽陷水火。故其拥立景泰,非悖礼,实守大义也。
张三丰尝云:“真人不露相,露相非真人。”于谦清廉自持,不结党、不营私,朝堂之上孤立无援,恰如孤松立雪。其败非战之罪,乃势之所迫。后人祭其墓,有联曰:“赤手挽银河,公自大名垂宇宙;青山埋白骨,我来何处吊英贤?”
景泰八年,英宗复辟,于谦竟以“谋逆”见诛。临刑之日,天阴风号,市人泣下。然民心自有公论,万历年间追谥“忠肃”,配享太庙。其精神如日月双悬,照耀青史——此非虚誉,实乃天地正气之所钟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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