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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国是因为多次北伐损耗了国力,才被魏消灭的吗

众妙之门 2023-06-18 02:02:20

蜀国的灭亡,并非单纯因多次北伐损耗国力,而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皆失,加之内部矛盾与长期疲敝所致。历史如镜,照见兴衰之理,今且从诸葛亮身后事说起,细探其中缘由。

诸葛遗命与继任者的担子

公元234年八月,诸葛亮病重之际,蜀主刘禅派遣尚书仆射李福前来军前问候,并询后事。诸葛亮直言:“我知道您回来的意图,蒋琬最适合承担重任。”李福再问蒋琬之后谁可继任,诸葛亮答:“费祎可以。”至于费祎之后,诸葛亮默然不应。由此,蒋琬与费祎,成为诸葛亮明定的继承人,肩负起蜀汉的社稷之重。蒋琬于同年拜尚书令,加行都护、假节,领益州刺史,后迁大将军,录尚书事,封安阳亭侯。延熙九年(246年),蒋琬病逝,其在位十多年间,执掌朝政,承诸葛亮遗志。蒋琬既没,后主刘禅依诸葛亮遗愿,以费祎接替。然则,费祎为何不赞姜维北伐,反加限制?这便引出一段治国之思。

费祎的考量:保国治民为先

据《三国志·姜维传》载:延熙十二年(249年),姜维假节,率军出西平,不克而还。姜维自以熟知西羌风俗,兼负才武,欲诱羌、胡为羽翼,图谋陇西。但每欲兴兵大举,费祎常裁制不从,予兵不过万人。可见,费祎对北伐持反对态度,虽不能全阻,却严限其规模。费祎曾对姜维言:“我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;丞相犹不能定中夏,何况是我等呢!不如保国治民,敬守社稷,以其功业等待有能者去继承,不要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。若果不如其志,悔之无及。”此言深长,费祎自觉才能不及诸葛亮,诸葛亮五次北伐未成,当下更应休养生息,恢复国力。在蜀弱魏强之际,曹魏西线兵力已增,蜀国机会渺茫,贸然北伐,只会徒耗资源,悔之晚矣。这让人想起道家修行故事,如吕洞宾历劫修道,非一蹴而就,而是“积功累行,待时而动”,治国亦然,急躁往往败事。

费祎为蜀国事实上的丞相,其当务之急在恢复国力。蜀汉自失荆州,仅有益州一地,人口不足百万,兵力十万左右。这些兵力需分守南中、永安、江州等要地,都城成都亦需驻军。故姜维北伐,最多能动数万兵马,然粮草运输艰难,数万兵已给后勤带来压力。费祎限姜维兵不过万,正是为减轻补给负担,以有限资源,行稳妥之策。昔者张三丰创太极拳,讲究以柔克刚、蓄势待发,治国用兵,何尝不是此理?若一味强攻,反伤自身元气。

此外,费祎反对姜维北伐,亦折射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。古来将相不和者众,如廉颇蔺相如“将相和”,方成美谈。姜维为降将,虽得诸葛亮器重,但诸葛亮、蒋琬既逝,姜维需建功以固位,北伐曹魏,既报知遇之恩,亦求自身功业。费祎为文臣,主理政事,后主刘禅不欲兵权相权集于一人,且对北伐不甚积极。故费祎限制姜维,顺理成章,蜀国资源有限,当慎用之,莫蹈覆辙。杜甫诗云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,诸葛亮北伐之憾,费祎或已深悟,故以守成为要。

综而观之,蜀国之亡,非独北伐之耗。费祎之限,出于治国深谋,然历史洪流滚滚,内部疲敝与外敌强盛交织,终难挽回。读史至此,令人喟叹:兴衰之道,在天亦在人,慎始慎终,方为长久之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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