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，到底是得罪了谁才被贬黜

北宋文豪苏轼为何连遭贬黜？真相藏在党争漩涡中！

苏轼一生三度贬谪，表面因诗文获罪，实则陷入新党旧党之争的绞肉机，连宋神宗的猜忌都成了催化剂。而沈括的告密，不过是点燃乌台诗案的第一颗火星。

一、乌台诗案始末：文字狱背后的党争暗箭

沈括此人，倒是个奇才。《梦溪笔谈》包罗万象，天文地理律历医药无所不通，堪称北宋科学界的北斗星。可这位技术型官员，偏偏卷进了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漩涡。

当年在崇文院共事时（注：1065年前后），苏轼与沈括尚有诗文唱和之谊。但等到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王安石变法风起，苏轼追随司马光站到旧党阵营，沈括却成了新党急先锋。政见分歧如利刃，生生斩断了这份交情。

政治立场这东西，比顽石还硬。沈括赴杭督查农田水利时（注：1073年），特意约见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。酒过三巡，苏轼挥毫写就新诗，沈括竟假意欣赏，将诗稿誊抄而去。归京后，他逐字逐句标注"讥讽朝廷"之语，这份精心炮制的黑材料，后来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。

待到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御史台何正臣、李定等人骤然发难，以苏轼《湖州谢上表》中"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"等句为罪证，掀起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。苏轼锒铛入狱一百三十日，三十余亲友受牵连，百余首诗遭审查。沈括虽非主谋，但其告密行为，恰似给火药桶扔了根火柴。

二、三贬三诗：东坡居士的绝地重生

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这三座贬谪之地，竟意外淬炼出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星辰。且看东坡如何把苦难酿成诗酒：

第一站黄州：初到贬所写《初到黄州》，表面自嘲"老来事业转荒唐"，实则暗藏"长江绕郭知鱼美"的豁达。此处最妙的是他化用杜牧典故——"逐客不妨员外置，诗人例作水曹郎"，把贬官说得如同文人传统，苦中作乐的功夫堪称一绝。

再贬惠州：《蝶恋花·春景》中"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"，表面伤春，实则抒写放逐天涯的孤愤。更妙的是结尾"多情却被无情恼"，分明在暗讽朝廷翻脸无情。

流放儋州：在海南写的《临江仙》最见境界："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？"此句暗合庄子《知北游》"汝身非汝有也"，道尽宦海浮沉的幻灭感。而"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"，简直是用陶渊明的配方，酿出了苏东坡的新酒。

当他在海南椰林下写就"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"时，我们忽然懂了：这世上哪有什么贬谪？不过是天地另赋的壮游罢了。

回看沈括结局，倒像是出黑色幽默。续弦张氏凶悍如虎，常将其"抓鬓拳脚"，闹得这位大科学家"欲投井圈自尽"（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待张氏暴卒，时人竟相贺曰"张夫人死，此相公之幸也"，可见其处境之惨。沈括晚岁迁居梦溪园，终在1095年郁郁而终，距苏轼结束海南流放仅差五年。

历史常开残酷玩笑：沈括靠告密升迁，却落得家宅不宁；苏轼因诗文获罪，反成就千古文心。恰如东坡《定风波》所悟："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"政治风浪再烈，终不敌豁达心胸——这或许就是东坡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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