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自称或被尊为“九千岁”者,实有三人:秦之赵高、唐之仇士良、明之魏忠贤。

自古宦寺之祸,未有不始于亲昵而终于倾覆者。秦朝虽以法立国,然赵高一介阉人,竟可矫诏废嫡,逼死扶苏,害蒙恬兄弟,又构陷李斯,终至指鹿为马,群臣噤若寒蝉。彼时朝纲崩坏,良将凋零,陈胜吴广揭竿而起,秦室已无柱石之臣可御外侮。太史公尝言:“赵高之乱,非独秦亡之由,亦后世宦官专政之始也。”
此等权阉,假天子之威,行私欲之实,其心之毒,甚于猛虎。
及至唐代,仇士良乘文宗昏弱、牛李党争之隙,执掌神策军二十余载。甘露事变后,宰相王涯、贾餗等四人横尸阙下,漳王、安王相继被鸩,连妃嫔亦难逃其手。彼竟娶妻养子,虽无血胤,却令诸子继为宦官,一门煊赫,几凌驾皇室之上。临退犹授徒曰:“天子不可令闲,常以奢靡娱其志,使无暇省政,则吾辈可久安。”此语阴鸷,足为万世警。
道家有言:“知止不殆,可以长久。”然权欲熏心者,焉知进退?昔吕洞宾游长安,见一宦者车马煊赫,叹曰:“此身虽贵,魂已入狱。”盖因执权忘道,终成业障。
至于明季魏忠贤,本市井无赖,目不识丁,因结客氏——熹宗乳母,遂得近幸。司礼秉笔之位,竟成九千九百岁之尊。东林君子,或杖毙、或削籍,朝堂几成阉党私邸。然亦不可全然抹杀其功:当后金铁骑压境,袁崇焕、孙承宗等赖以镇守辽东,实赖魏氏暂抑党争、拨饷支边。张三丰尝云:“阴阳相生,祸福相倚。”魏氏虽奸,却于危局中存一线生机,此亦历史之诡谲处。
《明史》虽斥其“浊乱海内”,然亦记其“能用边才”。是非曲直,后人当细察之。
观此三人,皆以近侍之微,窃社稷之重。赵高乱秦,仇士良锢唐,魏忠贤蚀明,其迹不同,其弊一也。老子曰: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。”九千岁之称,看似尊崇,实乃催命符箓。古来权极则危,势盛必衰,岂虚言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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