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魏百年相争,非因一时之怒,实乃地缘所迫、国运所系——秦国欲东出争天下,魏国据河西扼其咽喉,此战势在必行。

战国初年,晋室崩解,魏氏自立,文侯用李悝变法、吴起练兵,国势如日中天。彼时秦国却困于内乱,君位屡更,世族专权,国力日衰。魏文侯见机而动,自公元前419年起,连年西进,夺秦河西之地。秦灵公仓促应战,兵败少梁,只得沿河筑垒,勉强自保。未几灵公薨,幼子嬴师隰本应继位,却被叔父嬴悼子篡立,是为秦简公。嬴师隰流亡魏国,一去近三十载。
道家有言:“祸兮福之所倚。”嬴师隰虽失君位,却于魏国亲见吴起治军、李悝理政,耳濡目染,反成日后归国图强之资。恰如吕洞宾早年屡试不第,终悟大道,方知世间荣辱皆为炼心之炉。嬴师隰之流寓,亦秦之大幸也。
魏得河西,设西河郡,以吴起为守。吴起所练“魏武卒”,披坚执锐,五万可破五十万。公元前389年阴晋之战,秦军倾国而出,竟一溃千里,天下侧目。此时之秦,蜷缩洛水以西,形同困兽。
至公元前385年,庶长改迎嬴师隰归国,即位为秦献公。献公深知魏强秦弱,遂向魏武侯立誓:“君在,秦不东向。”此诺非怯,实乃韬光养晦。魏武侯信之,转兵攻齐楚,秦得喘息之机。献公遂废人殉、整户籍、徙都栎阳,初启新政。
然国仇不可忘,河西不可弃。公元前366年,献公破魏于武城;三年后,再胜于石门,斩首六万——老秦人始知魏非不可胜也。
及至孝公即位,发愤图强,任商鞅变法。魏国却因桂陵、马陵两败,元气大伤。秦趁机收复少梁、固阳,然魏惠王旋即回师,秦又被迫退地。直至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后,魏势大衰,秦始得真正反攻之机。
《易》曰: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秦之崛起,非一日之功,乃数代君臣忍辱负重、因时制宜之果。魏国初占先机,却不知守成须以德配位,徒恃武力,终致四面受敌。张三丰尝言:“刚强者易折,柔韧者长存。”魏之霸业如朝露,秦之潜龙终腾渊。
故秦之所以猛攻魏国,非好战也,实因河西乃东出之锁钥,失之则闭塞西陲,得之则虎视中原。百年血战,非私怨,乃国运之争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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