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总有一个“积贫积弱”的文弱感,宋朝为什么只爆发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

宋朝之所以仅爆发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，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与社会制度的弹性，使底层民众虽有困苦，却未至绝境。

农业改良与租佃之变

世人常言宋室“积贫积弱”，然观其三百年国祚，内乱不炽，外患虽频而社稷久安，岂无其理？诚如《资治通鉴》所云：“民安则国固。”宋朝虽失燕云，疆域不及汉唐，然其核心腹地——两浙、江东、荆湖、川蜀，皆膏腴之地，水网密布，稻作精熟。自唐末五代以来，江南渐成财赋之渊薮，至宋而大成，遂有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之谚。

土地兼并之弊，宋实为历代之最。朝廷明令“不抑兼并”，豪强广占田亩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然此火药桶未爆，何也？盖因租佃之制，于宋一变而为契约之关系。前代佃户，类同奴婢，无籍无权，生死系于地主之手；而宋之佃农，官府编入户籍，与主户同列，可自由迁徙，可另择东家。此非仁政之施，实乃制度之进化，使失地之民犹有退路，不致铤而走险。

道家有言：“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宋人虽困于赋役，然尚有生路可寻，故怨而不怒，乱而不反。昔吕洞宾游市井，见农夫负薪而歌，问其故，答曰：“虽贫，尚有明日之饭。”此即宋世之写照——困而不绝，危而不溃。

商贾活水，疏解民怨

更有一端，为历代所无：宋之商品经济，空前繁盛。坊市之限既破，夜市通宵达旦；交子之纸币初行，货殖流通无碍。茶盐酒醋，皆可营生；脚店瓦舍，尽纳流民。失地之民，不必死守田垄，或为雇工，或贩小物，或入作坊，或操舟楫。此等出路，虽微薄，却足以糊口，使“揭竿而起”非唯一生路。

古语云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。”然宋人之“实”，不在仓廪满溢，而在谋生之途多门。纵有苛税重役，百姓尚可辗转求存。故两宋四百余次小规模骚动，终未酿成席卷天下之巨变。唯北宋之方腊、南宋之钟相杨幺，乘乱世之隙，借宗教之名，聚众数十万，然亦旋起旋灭，未撼国本。

须知，民变之烈，不在贫富之差，而在生路之绝。宋虽文弱，却以经济之活水，疏解了社会之淤塞。此非强兵之功，实乃制度之巧、民生之韧也。

张三丰尝言：“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”宋朝之社会，恰如活水，虽有泥沙，却不壅塞；虽有风波，终归平静。故三百年间，内无巨寇，外虽受辱，而国脉绵延，非偶然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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