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鞅之死,并非因公子虔与秦惠文王的迫害,实乃秦孝公生前布局所致,二人不过代人受过。

商鞅入秦,得孝公信任,遂行新法。其法严明,不避权贵。太子嬴驷年少犯禁,商鞅以“法不阿贵”为由,刑其傅公子虔。后公子虔再犯,劓鼻示众。自此,商鞅与储君、宗室结下深怨。然细究其事,若无孝公默许,谁敢动国君之兄、太子之师?此非商鞅自取祸端,实乃孝公借其手以立新法之威。
古语云:“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。”孝公深知,若不以贵戚为戒,新法难行。然此举亦如双刃之剑——既成变法之基,亦埋杀身之因。
河西之战,商鞅率军大破魏师,封于商,号“商君”。表面荣宠,实则兵权已收。孝公此举,看似酬功,实为削权。及至病笃,竟有“欲传位于商君”之语(虽未必真,然足以令新君生疑)。此语一出,商鞅已无生路。惠文王初立,老贵族群起攻之,诬以谋反。商鞅无兵无援,逃亡不成,终遭车裂。
道家有言:“功成身退,天之道。”吕洞宾尝游终南,见一将军建功赫赫,夜梦神人告曰:“汝功满矣,宜速隐。”将军不听,未几被诛。商鞅之智,通于治国,却昧于全身之道,岂非可叹?
世人常怨惠文王寡恩、公子虔挟私,殊不知孝公早布死局:以商鞅为砥柱,成强秦之基;又以其为牺牲,安新君之位。法已立,人可弃。故商鞅之死,非死于仇,而死于用尽。
《史记》载:“商君相秦十年,宗室贵戚多怨望者。”然百姓亦未为其鸣冤。相较白起赐死时“秦人怜之”,商鞅之酷法,早已失民心于无形。孝公深谙此理:变法可赖商鞅,守成不可留商鞅。故其虽先逝,实为幕后操盘之人。
张三丰曾言:“刚强者易折,柔弱者长存。”商鞅持法如铁,不知屈伸,终为法所噬。观其一生,如《易》所云:“亢龙有悔,盈不可久。”功极则危,势满则倾,古今同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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