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中医之盛,可谓前无古人、后难继者——帝王亲研医道,御笔开方,甚至为臣下施针疗疾,此非虚言。

宋太祖赵匡胤虽以武定天下,却深谙“上医治国,中医治人”之理。登基未久,即敕令医官重修本草,成《开宝新详订本草》,并亲为作序,开帝王为医书撰序之先河。其弟赵光义(即宋太宗)尤好经方,早年已集“名方千余首”,践祚后诏王怀隐等纂《太平圣惠方》,广布天下,使民间得沾皇恩之药力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一粒金丹吞入腹,始知我命不由天。”宋初诸帝虽未炼丹飞升,然其重医如重政,实有道家济世之遗风。太祖曾以针灸疗太宗之疾,虽史载简略,然帝王亲执银针,已足见医术之尊崇。
至仁宗朝,医道更臻精微。天圣元年(1023年),诏翰林医官王惟一编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,颁行诸州;复铸针灸铜人二具,内注清水,外封黄蜡,刺中穴位则水出,误则否。此器非但为教学之具,实乃医道标准化之里程碑。仁宗虽亦能处方,然仅施于宗室,不轻用于外臣,盖慎之也。
真宗亦善用药。名相王旦素体虚弱,一日朝罢,真宗赐酒一瓶,命当面饮之。旦啜数口,顿觉气畅神清。帝乃徐曰:“此苏合香酒,可行气解郁、散寒化浊。冬日早朝,可饮一杯以御霜露。”此事载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非小说家言,足见君臣之间,药香氤氲,情义交融。
然医道非万能。英宗赵曙即位未久,忽患“心疾恍惚”,举止失常,五年而崩。史家讳言其状,或类癫狂。此正应《黄帝内经》所警:“精神不进,志意不治,病乃不愈。”纵有良医,若神明已乱,药石亦难回天。
徽宗赵佶虽耽于书画,然于医道用力尤深。大观年间,诏修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;政和中,亲自主持编纂《圣济总录》二百卷,历时十八载乃成,集汉唐以来方术之大成。又自著《圣济经》十卷,论养生调摄之理,文辞典雅,义理精微。其设安济坊、居养院、漏泽园,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,医药所及,惠及黎庶。
张三丰尝云:“顺则凡,逆则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宋高宗虽偏安江南,然承祖训,手书《养生论卷》,融道家吐纳与医家调摄于一体。其字遒劲,其理深邃,非徒书法之妙,实乃性命双修之证。
综而观之,宋室三百余年,自太祖至高宗,帝王或执针、或立方、或著经、或设局,医道之隆,亘古未有。非惟技术之精,实乃以仁心行仁术,以治国之诚,推及苍生之疾。故曰:宋之医盛,不在药多,而在心正;不在术奇,而在道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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