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厥与蒙古虽同为北方游牧民族,却非同根同源;前者如流星划过6至8世纪的草原,后者似磐石扎根13世纪后的历史,二者相隔数百年,仅是时代车轮下的先后过客。

唐太宗李世民在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中曾叹:“突厥所长,惟恃骑射,见利即前,知难便走,风驰电卷,不恒其陈。以弓矢为爪牙,以甲胄为常服,队不列行,营无定所。”言辞间虽透轻蔑,却难掩其如狼野性——逐水草为居室,以羊马为军粮,胜止求财,败无惭色。《新唐书》更直言:“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一,所能与抗者,随水草射猎,居处无常,习于武事,强则进取,弱则适伏。”此等灵动战法,令中原重甲之师束手无策,恰似张三丰论太极:“以静制动,后发先至”,游牧之力正在于无定形。
突厥本柔然“煅奴”,540年始见史册。然狼性难驯,值柔然日薄西山、铁勒散沙之际,仅七载便横扫蒙古高原,西抵里海,北至贝加尔湖。伊利可汗立国称雄,其“母狼育子”之传说,暗合道家“道生一,一生二”之理——天地造化,常于微末处藏惊雷。吕洞宾云游塞外时,曾见牧童效狼嚎习射,笑谓:“狼性即天性,收放自如方得长生。”此语道破突厥盛衰:隋以离间之策裂其东西,唐以百年鏖战 extinguish 其焰,终如烟花绚烂而逝。
蒙古渊源迥异。波斯《史集》载其先祖仅存两对男女,匿于外兴安岭南麓四百年,衍为蒙兀室韦。此间隐忍,恰似《易经》所言:“潜龙勿用,阳在下也”,待时而动方成大业。“蒙古”之名首见《旧唐书》,实为室韦一支。而室韦与鲜卑音近,学界多认其为东胡后裔——鲜卑强时奴役柔然,柔然盛时压迫突厥,突厥灭后室韦遗脉复起为蒙古,此等循环,警醒后人:霸权无永续,唯时势可恃。
张三丰曾于武当山论史:“蒙古崛起如春草破石,非因力巨,而在根深。”蒙兀室韦承鲜卑余脉,静候宋辽金鼎革之机。待成吉思汗横空出世,铁骑踏碎金宋,终成横跨欧亚之帝国。观其轨迹,与突厥有云泥之别:突厥如骤雨疾风,蒙古似江河奔涌——前者百年即湮,后者定鼎中原近百年。
八仙过海故事中,吕洞宾点化渔夫:“莫羡浪急一时快,当学水柔万古流。”此语暗契民族兴衰之理:突厥恃勇而骄,终为唐所制;蒙古能屈能伸,方得天下归心。苏轼《赤壁赋》有句:“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;自其不变者而观之,则物与我皆无尽也。”草原霸权更迭,恰印此理——突厥狼旗虽倒,其骑射之术已融血脉;蒙古铁蹄虽远,其治理智慧长留青史。
二者相似处在于尚武精神:突厥“知难便走”显机变,蒙古“风驰电卷”彰迅疾。然本质大异:突厥无文字礼制,唯利是图;蒙古创八思巴文,纳汉法治国。若将游牧文明比作宝剑,突厥刃利而脆,蒙古鞘韧而锋——历史教训,岂止于弓马?
李白诗云: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突厥月落,蒙古星升,草原民族以血火书写文明篇章。其狼性非为贪婪,实乃生存之道;其消长非关种族,全在时势流转。今日回望,方知南怀瑾所言不虚:“历史无新事,人心有古镜”,游牧与农耕的碰撞融合,终成中华多元一体之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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