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一个县名义上编制的衙役仅三四十人,实则依赖的编外人员动辄数百乃至上千,远非账面数字可蔽。

这庞大的隐形队伍,实为压榨百姓的无形枷锁,吸吮民脂民膏而不自知。
道光七年直隶省清退“多余”人员,竟达两万四千之众,直隶尚且如此,他省更甚。顺治年间县衙书吏定额不过八至十四人,然至乾隆朝,山东大县书吏已逾千人,南方富庶之地竟有两千余众。《清实录》载其“纷纷入署,托名办公”,实则拉大旗作虎皮,财源滚滚而来。田文镜早年任知县时,胥吏们便围作一圈,表面殷勤,暗里窥伺软肋,不出数日便对症下药——或行贿赂,或握把柄,不将人拉下水不止。康熙二十年江西吉永县更有“常胜套路”:新官上任,便唆使百姓日日告状,鸡毛蒜皮扰得县令头昏脑胀,终成提线木偶。此等事例,岂止是吏治之弊,实为民生之殇。
衙差之数亦令人咋舌。乾隆年间某县悬赏千两缉盗,书吏衙差竟藏匿犯人勒索三千两方肯交出。至清末,《春冰室野乘》记中原大县衙差动辄上千,其中不乏“江湖闻名”的大盗——白日充役抓贼,入夜换装劫舍,恶行败露便转投他县,依旧人五人六。道光十七年段光清亲见知县下乡,所携书吏、师爷、衙差、轿夫等杂役竟逾百人,一路“办公”实为敛财。账面俸禄何足养此“人山人海”?于是“浮收”十倍、“签子钱”“节礼”等近百种陋规横行,朝廷征粮一石,百姓须纳十石,血肉尽被刮去。
七品知县能辖治数十万民,非因手下衙役仅几十人,实因朝廷威权如天网密布——不服从者即同造反,此乃大一统帝国的铁律。然威权之下,编外人员反成真正操盘手。正如张三丰云游至某县,见胥吏横行,曾抚剑叹道:“贪墨如蚁穴溃堤,纵有仙术难回天。”其时一老吏自诩“活阎罗”,日日敲骨吸髓,张真人化作乞丐点化:取银十两抛于市,令其自拾。老吏匍匐争抢,忽见银上朱砂书“贪”字,惊觉前日所受贿赂竟皆化尘。此虽野史,却道破天机:权力若失制衡,纵有仙家点化亦难挽狂澜。
再观吕洞宾度化贪官事。相传一县令积敛无度,洞宾化书生献《无题》诗:“金樽美酒千人血,玉盘佳肴万姓膏。烛泪落时民泪落,歌声高处怨声高。”县令初嗤为妄,后见杯中酒尽成血水,始惶恐革面。此等故事非虚言,实警醒后世:编外人员膨胀至斯,根在制度失察。雍正帝曾疾呼“胥吏为害甚于盗贼”,然积重难返。及至清末,小县养役数百,大县竟逾两千,百姓负担十倍于正供。恰如张养浩《山坡羊》所叹: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”
今人回望,当知所谓“精简衙门”不过纸面文章,真正吃空饷者皆是编外之众。他们借朝廷威名为虎作伥,终使帝国肌体溃烂于无形。此非古史陈迹,实为万世之鉴——权力若不关进制度笼子,纵有仙佛垂训,亦难阻贪墨之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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