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马政之困,非惟失其地,亦失其政、失其恒心也。骑兵不兴,非战马不足,乃人谋不臧、国策无常耳。

骑兵者,古之重器也。疾如风,侵如火,胜可穷追百里,败能速退保身。故中原欲御北狄,必蓄马练兵,此乃常理。
然养马非易事。马性耐寒而畏暑,宜居高燥之地。昔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已言河套之地“畜牧为天下饶”;《后汉书》亦载灵州一带“水草丰美,牛马衔尾,群羊塞道”,实乃天然牧区。
北宋立国之初,非无马场。河套灵州、定难五州,皆在辖内,若善经营,何愁无马?然真宗咸平五年,灵州轻失于党项,良马之地,弃如敝履。其后虽取兰州、设陇右都护府,得河湟产马之区,然时而得之,时而失之,用之不专,守之不坚,岂能成事?
中原虽亦可养马,然气候水土已非最佳。《宋史》载神宗时中原诸监,岁出马千六百余,堪为军者不过二百六十,十匹之中,仅得一骑。费巨而效微,此非地不利,乃马政不修也。
马政之兴衰,系于国策之一贯。宋真宗初年,尝重马事。大臣陈尧叟领监牧,设二十二区,不数年竟蓄马二十万匹,《宋史》称为“宋代马政之盛极于此”,几可比汉景帝时“厩马三十万”之况。
然北宋朝廷,往往忽而重武,忽而兴文;忽而欲战,忽而求和。马政亦随之摇摆,靡费钱粮,却无长远之图。正如道家吕洞宾点化世人之言:“修道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”治国养马,何尝不然?
昔张三丰论太极拳曰:“势势相连,绵绵不断。”马政亦须持之以恒,守其地、修其法、专其任,方能奏效。而宋室举棋不定,政策数易,牧监兴废无常,良马难得,骑兵终不成军。
故北宋非无马场,亦非无良马,实乏坚定之国策与持久之经营。骑兵不兴,非天不予,乃人自误之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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