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之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。千古一帝嬴政,以雄才吞六国,以苛法失天下。成功是失败之母,在他身上,竟成谶语。

嬴政之即位,颇有天意弄人之味。其父异人,原是质赵之公子,得吕不韦资助,返秦立嗣。不韦者,或曰政之生父,或曰权谋巨贾,其人心机深远,将少年嬴政培植成一代雄主。王者,非惟血统,亦在胆略。嬴政亲政之后,迅速铲除权臣,独揽大权,如《韩非子》所言:“权势不可以借人”,他深谙此道。
其后十年间,秦军东出函谷,南征北战,灭六国如摧枯拉朽。每下一城,则收其钟鼎、迁其贵族、改其律法,天下至此一统。嬴政遂更名号,自称“始皇帝”,欲后世以数计之,传至无穷。
天下既定,始皇遂行大一统之策:废分封、置郡县;同一度量衡、货币、车轨;更令李斯省改六国文字,创秦篆与隶书,所谓“书同文,车同轨”。此举实为亘古未有之制度创新,非大魄力不能为。
《周易》曰:“天地革而四时成”,始皇变法,亦有顺天应人之意。然其急迫,其强硬,却也埋下祸根。犹如昔日吕洞宾点石成金,反遭贪念之累,法术愈强,人心愈散。
至北伐匈奴、南征百越,秦土扩至极致。始皇于咸阳宫设宴庆功,本欲与臣下共商分红固权之策,却不料博士淳于越藉古非今,倡恢复分封,语惊四座。李斯见状,遂建言“焚诗书、黜百家”,始皇从之。百家之言一时俱烬,儒生四百六十人坑于咸阳——此即“焚书坑儒”。
此举原为统一思想、巩固政权,却不料人心惶惶、士心尽失。后人诗云:“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”,可知暴力压言,终难服心。
秦始皇以法家之术治国,政令严苛,役民无度。筑长城、建阿房、修陵墓,民力疲竭,怨声载道。他似那神话中的夸父,追日不止,终力竭而亡;又似道家所戒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,刚极易折,旺极必衰。
其崩不久,陈胜、吴广揭竿而起,刘邦、项羽相继争鼎,十五载而秦亡。非刘项有多强,实是秦早已失尽民心。《道德经》曰: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?”当严刑峻法压垮最后一丝生存之望,百姓的选择只剩反抗。
古今成大事者,皆须兼顾势、术、道。秦始皇有势而乏宽仁,工于术而疏于道,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,能制人身而不能得人心。岂不悲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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