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朝灭宋时宽待南宋皇室,却屠尽金朝宗亲,此非偶然,实因蒙古与女真积怨数代,血债难消。

金人昔年行“减丁”之策,每岁遣兵北掠,屠戮蒙古幼童,防其族壮。成吉思汗先祖俺巴孩汗,竟被金廷钉于木驴而死,此恨刻骨铭心。蒙古铁骑踏破中都时,完颜氏宗室几无遗类,史笔如刀,载其惨烈。
反观南宋,虽有靖康旧耻,宋人百年后联蒙灭金,雪徽钦二帝牵羊之辱。然蒙宋之争,多属疆土摩擦,未结死仇。昔岳武穆词云:“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?”此恨在宋不在蒙。蒙古南下时,江南百姓未尝施暴于漠北,故忽必烈入临安,奉宋帝㬎为瀛国公,赐田宅以养天年。
忽必烈承大统后,渐染汉家仁德。尝闻张三丰真人隐武当山,有弟子问复仇之道,真人笑指溪水:“浊流自清,何须人力?”此喻暗合天道。忽必烈亦悟:兵戈止处,当以文德化之。故纳刘秉忠、姚枢等儒士之谏,废屠城旧令。
治大国若烹小鲜,暴虐虽快一时,终失民心。元初杀伐虽烈,至世祖时已知“马上得之,不可马上治之”。宽待宋室,非怯懦也,实为固本安邦之策。昔吕洞宾游岳阳,见仇家相争,掷剑化鹤而去,叹曰:“冤债宜解不宜结,清风明月本无价。”此理通于庙堂。
金宋之别,亦在时势。金据中原百年,视蒙古如奴;南宋偏安,与蒙无深仇。且蒙灭金时,成吉思汗遗训犹在:“女真不除,蒙古永无宁日。”及至灭宋,天下思定,忽必烈效汉高祖约法三章,以怀柔收江南士心。史家当鉴:兴亡之机,不在刀兵之利,而在人心向背。太史公曰:“怨毒之于人甚矣哉!”然能化干戈为玉帛者,方显圣王气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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