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丕急于称帝,实为稳固权位,以防根基动摇。

东汉末年,王纲解纽,董卓乱政,天下分崩。曹操迎献帝于许都,挟天子以令诸侯,渐成霸业。建安十七年,受封魏公,加九锡;翌年晋魏王,礼遇逾制,上书不称臣,受诏不拜。然终其一生,操自守汉臣之节,未尝僭越。孙权遣使劝进,献书曰:“天命在公,宜正大位。”操掷书叹曰:“是儿欲置孤于炉火之上也!”群臣屡劝,皆不为所动。建安二十五年春,操病逝洛阳,遗业付丕。
昔吕洞宾游岳阳楼,见世人争名夺利,喟然吟曰:“黄粱未熟梦先空,名利场中几日雄?”此语暗合操之心境。操虽掌天下之权,犹知盛极必衰之理,故效法周文王,留名节于青史。然其子丕,境遇迥异。
丕继丞相位,未及半载,即迫献帝禅让。时汉室名存实亡,朝野视天子如虚器,篡代几无阻力。丕素怀大志,早年争嗣于兄弟之间,及至登位,亟欲施新政:抑宦官、固皇权、劝农桑,颇有振作之象。然其根基浅薄,远逊乃父。操为魏国砥柱,威震四海,虽不称帝,实握无上权柄;丕则如履薄冰,深恐旧臣离心、诸弟觊觎。昔张三丰隐武当,尝诫弟子:“权位如朝露,握之愈急,散之愈速。”丕未悟此道,唯恐夜长梦多,故速行禅让,以定鼎固位。
此乃险中求存之策。汉末豪强环伺,刘备据蜀称帝,孙权割江东自立,丕若迟疑,曹氏基业恐倾于一旦。仓促称帝,实为以名分慑服内外,绝觊觎之念。
权柄之重,古今同慨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有言:“名器不可假人,威权不可旁落。”丕之急迫,非贪虚名,乃守实利。曹操如参天巨木,根深叶茂;曹丕则似新栽幼苗,必借九五之尊为藩篱,方得喘息。此中机括,恰如《道德经》所云:“揣而锐之,不可长保。”然乱世之中,保身之道,往往悖于清静无为。
魏黄初元年,丕登坛受玺,改元易服。此举虽速定大局,亦启后世权谋之渐。观其始末,称帝非为宏图,实为自保。昔人咏史云:“铜雀台高锁暮云,英雄肝胆付尘氛。”权位流转间,多少智谋尽付苍茫。丕之抉择,映照出乱世枭雄的无奈:根基未固时,龙椅非荣耀,乃救命之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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